Author : Urbandao

（注：偶尔看到微信里发过这篇受访稿，转帖到这里。） 回答法国杂志Opinion Internationale撰稿人林远行就深圳参加联合国教科文“创意城市”网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创新设计”国际会议提出的采访问题。 问：中国有“未来城市”的概念吗？ 答：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毋庸置疑，人类每个族群、每位个体都有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畅想。比柏拉图“理想国”早一个世纪，中国先贤孔夫子就提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同一时期的著作《礼记.考工记》也记载了“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理想王城模式。 中国这三十年快速的城市化运动，其理论资源也是以可溯源到霍华德“田园城市”、勒.柯布西埃“光辉城市”等乌托邦概念的西方现在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基础。但显然这些将城市简单功能化并以汽车为主导的理论和实践，也给中国城市带来相当多的问题，特别是城市结构、空间尺度和城市生活被汽车主宰后的城市，变得臃肿、割裂、堵塞、空气污染严重，已经无法宜居和难以忍受。 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也提出了宜居、绿色、低炭、可持续发展的主张，同时也有少数研究者和实践者在探索中国“未来城市”的概念，比如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这二十来年一直倡导的“山水城市”；中国建设部官员城市学者仇保兴提出有别于汽车主导（A模式）和消极环保的（B模式）的、希望能兼顾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中国城镇化的C模式；中国地产商冯伦提出“立体城市”以探索新的城市高密度开发模式；等等。 这次在UNESCO创新城市会议上分享的绿色智能的“多地面城市”MGC (Multiple Ground City) 概念，是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 SCD (Shenzhen Center for Design) 通过系列工作坊和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平台，为位于深圳西北的绿色光明新城门户区提出的 。这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开发模式，通过将城市绿色交通系统（各种规模和速度的空中轨车、自行车、步行）、市政设施系统及城市生活层抬离地面，以避免传统的、汽车道路主导的、依赖地面及地下开发的几通一平开发模式，在实施那怕是绿色低炭规划时，对自然土地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多地面城市”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自然系统能否与城市开发共生共荣？或者更进一步，人类可否将已经占据和破坏多少年的地面，尽可能地返还一些给自然万物？

马上过猪年了，诸位听说过猪城吗？ 猪城？是指养猪很多很密的饲养场吗？ 说起养猪场，深圳光明农场也有过一大片，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猪肉还是供应香港的。后来猪场周边农田越来越少，猪场也就办不下去了。为什么呢？表面原因说是猪场污染不能达到深圳环保部门标准了，其实最主要的是能消化吸收猪粪的农业生态没了。4年前我被带到那片荒废多年野草疯长的猪场看如何活化利用，我就想到了可否用垂直方式重建猪-菜共生的生态系统，把废弃的猪场建成新农业猪城？ 深圳光明农场废弃的养猪场 其实我这个猪城主意也来自荷兰建筑事务所MVRDV更早设计的养猪塔楼群项目。这个猪城项目据说还启发中国地产商冯仑做高密度楼盘开发了。不过我们先不说这种把猪当人或把人当猪来建设的事情。 荷兰建筑事务所MVRDV2001年的猪城设想 另一个猪城是乐高的愤怒小鸟游戏里专供捣毁泄愤的——我们也不说这么带情绪的事情。 《猪城》还是加拿大一部动画电视剧的名字，讲一头村猪移居大城市的故事——这是适合小朋友的故事。 猪城还是多伦多的外号之一，因为那里曾经有过很大很大的肉联厂，不过那也都是很久很久以前不值得再提的事了——中国还有诸城呢！ 我们这里说的猪城，只是一个平面像猪的城市。

说明：这是2011年应我遵所在规划部门领导指示，为当年深圳大运的灯光工程写一份个人建议，给当时分管市领导，并通过领导批示，与负责灯光的市城管部门做了座谈沟通。灯光部门也写出详细的座谈反馈报告。这些资料原本在博客草稿里存放了久，现正值深圳步杭州、厦门、青岛等城市后尘在举行宏大灯光秀，点赞很多，讨论很少（所配图片全部来自网络）。于是特地将7年前的观点和互动，拿出来回顾一下。 大运会快结束了,这个城市为大运所做的都看到了。其中关于灯光工程，应规划主管领导的建议，我曾代表筹建中的设计中心，写过下面的建议。城管的灯光部门，也应主管市领导的批示，和我座谈，认为可以接受部分建议。但似乎也没注意到这些建议是否产生了效果。 关于迎大运城市灯光夜景营造的建议 X 领导： 为迎接今年大运会召开，深圳正全力行动，全面提升城市市容环境。其中城市灯光工程是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市历年来不断投入和实践，取得不少成绩，同时也积累很多经验教训的领域。面对我市即将展开的新一轮灯光工程，刚成立的城市设计促进中心积极关注，为领导建言建策如下： 1、 灯光工程对于今日城市，不仅仅起到美化亮化作用，也是城市品位、便民措施、节能环保、新技术应用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要达到这些要素的综合平衡，灯光工程需要在美学设计、论证决策、政策法规等环节都要有更好的控制与改善。 2、 中国城市灯光工程近二十年在建筑上主要经历了勾勒建筑轮廓、泛光照射建筑外表、LED灯光变幻立面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变化主要体现了灯光照明技术的进步，但却是灯光表现建筑与城市的退步。因为泛光灯面对现代建筑平整光滑的立面，没有凹凸层次可以烘托，反而常因幕墙玻璃造成一些投射反射的光污染；LED灯更因为亮度和变化的炫目而喧宾夺主，将建筑与城市都反衬成了看不见的背景框架。最能表现现代城市商务繁忙、商业活跃、居住温馨的灯光方式，还是内透式。内透式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法规和能源优惠补贴方式，直接用室内灯光（北美城市通常做法）；另一种将LED等节能灯装于室内靠窗位置进行装饰投射。我市应该超越现有以灯光为主角的做法，将灯光工程上升到表现深圳现代建筑与城市生活的层面，多些采用内透式，与其它方式均衡配合，借灯光及其技术，艺术地表现深圳城市内在气质，以及建筑的内在活力。

（此文为2005年发表于当时深圳城市规划局内部刊物的旧稿，后来的规划局立项开展了”一张图“项目，试图整合各种规划到一张图上。因为最近我创办的未来＋学院在研发城市智能互动平台，就翻出来做为当年的思考纪录） 大学同学赵世晨在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当老师，给我寄了一张2001年的福冈城市规划总图和2004年的新基本规划。虽然是日文，好在关键名词还保留着从中国传过去的汉字，连蒙带猜还能看懂个大概。那张大总图背后还印了很多解释及表格，我将其贴在办公室大玻璃墙上，正反面都能看个仔细，没事就多看一眼，渐渐看出一些与我们的城市规划不同的地方。首先从图例看，与我们规划图仅用常见一系列色块表示用地性质不同，这张图的图例不但要表达用地性质（除公园、道路，建设用地主要分居住、商业、工业三大类，其它靠兼容解决，居住再根据其高度进行细分类），还表示不同建筑高度分区、防火分区、市政服务设施等分区，同时还要表达容积率、覆盖率、建筑退线（当然这些指标也就尽量统一和简单）。其次，左下角还有一张城市中心商业地区的容积率分区图，容积率根据其所在中心地段、所临道路宽度从8到4做有规律的递减分区。而背面，则有城市规划的一些名词解释、用地性质兼容列表、建筑高度后退控制示意、所有公园绿地列表、所有规划要修建道路及路幅宽度（最窄4米宽）和长度列表。一张图，实际把城市规划（主要体现在用地分类）、城市设计（主要体现在高度密度分区）、城市建设计划（城市开发地区、绿地、待修道路列表）都表达了。如此多信息，比我们从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组团规划、法定图则诸多层次规划的总图加起来都要多。难怪这张总图的日本汉字名叫做“福冈都市计划总括图”，一张图把需要的规划实用信息都汇总包括了。这张图由福冈市政府印制，印数二万五千份，具有法律效力，建设单位可据此申请建设，可见其在城市管理及公众参与中的重要性。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张图，对于我们依靠各种层次各种版本的规划但管理实践中依然无所适从的状况来说，一张图尤其有启示意义。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将有效的规划信息总括到一张图中，这是城市规划条例修改、城市规划标准准则修改、城市设计规范制定、信息化管理等等方面正在启动或即将启动的项目需要考虑的大方向。所谓有效的规划信息，我认为指的是道路和地块如何划分，高度、退线、密度以及用途的兼容和混合如何确定，这是城市规划实践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前者是划地业务，后者是提设计要点业务。城市规划实质上是为这两个业务提供直接的参考和支持，也只有这样通过这两个业务，规划才得以实施，成为有效的规划。这两个业务所需要的业务信息，一张图足矣，何须大张图纸满墙高挂、厚壳文本汗牛充栋？为此我们正在与信息中心及项目编制组一起，拿两个城市设计项目做试点，制定作图标准，将有效规划信息总括在一张分层的电子图中，插入信息中心的图形系统，供划地、提设计要点之用。我们暂且将这么一张能反映规划有效信息、有统一作图标准、能进入图形系统的总图称之为规划信息电子总图，这是对传统规划体系及目标如何面向规划业务管理、传统规划成果如何适应信息化管理而提出的新要求。为了将这张福冈总括图弄明白，我向同学提了一些问题，他作了热心的回答。问答抄录如下： 问： 这个规划是由谁委托谁在什么时候编制的？一般几年编制一次？比如国内一般是规划局委托规划设计院编制，规划期限5-10年（深圳20年）不等，再长就是战略规划，还规定必须编制更短的近期建设规划。 答 这个基本规划（则文本）是由福冈市在2年前编制的，也是最新的。但，具体的调查，编辑等等是福冈市委托某城市规划咨询公司制作的。基本规划的审查是由城市规划审查委员会来进行，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主要包括大学教授-委员长，市民代表，企业代表，律师等等，但政府部门人员不能参加审查。根据审查委员会的意见，规划方案要进行多次修改。审查通过后，由市长签批通过。最后向市民公布。 规划期限跟国内大致相同，基本规划一般是10年左右。再长的叫‘基本构想’， 一般是20年。实施规划比较短，5年左右。 问 规划的法律地位如何？如何实施？里面列举的新建道路有没有涉及私人土地？如何建设？国内总体规划的道路系统一般只到次干道，而且是示意性，没有准确坐标和路幅宽度，要实施还要依靠各种详细规划和道路专门规划，一般道路都不穿越出让地块，因此地块都偏大，路网密度低。 答 基本规划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根据基本规划制定的‘法定城市规划’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个‘法定城市规划’不是必须制定的。在日本，基本规划主要是通过‘城市规划规制’和‘城市规划项目’来实施的，并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给你寄去的那张图纸就是‘城市规划规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新建道路一定会涉及到私人的土地或建筑。新建道路的用地主要是靠买地或换地来得到。在日本，政府没有权利强制收购私人土地，所以新建道路是又费时间又费资金。一般建一条新道路要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是非常难的。 新建道路在‘城市规划项目’中有详细规定，不存在坐标和路幅的问题。因为土地完全是买进或政府所有的，所以也不存在穿越出让地块的问题。 问 都心容积率从4-8非常有规律分布，相邻地块容积率一般相等，这是示意还是严格按此建设？国内地块容积率很少在总体规划中确定，也没有按与市中心的距离及按道路幅度有规律地确定容积率。

湖贝请留门！ 就连东门，都已没门儿。 时间开始了，中国！ 有些门也打开了，中国—— 可是我们的钥匙却丢了！ 还好，深圳速度抛下湖贝，3/8门虚掩着 找不回家乡的深圳人啊 不妨从这儿穿越回400年，去逛东门—— 那时有真的门，那里有墟可趁 谷行街，鸭仔街，鱼街，猪仔亭，晒布路…… 都是名副其实呦！ 黄贝岭、赤勘、罗湖村、南塘…….

一、 纷纷“非正常死亡” 的深圳80后到00后建筑 随着深圳全面进入城市更新的建设阶段，才步入中年的深圳，正用第三、第四个十年的时间，不断擦除深圳的第一、第二个十年的建设痕迹。且不说因为迎大运等原因被大规模穿衣戴帽改头换面的建筑（如上海宾馆、大剧院、四川大厦、统建楼等等80年代深圳地标建筑已经不是原样），这20年光消失的早期有名建筑，南山区有老文体中心、南油总部大厦、深圳湾酒店、康佳厂房，福田有老区委大楼、华强北则有嘉华市场、兰光大厦、迪富宾馆等，罗湖有南国影城、友谊城、三九大酒店……这些仅仅是我作为老深圳自己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更多了。而正在准备城市更新计划拆除的，就有晶都酒店（100米1988年开业）、深圳大剧院（1984年建）、湖润大厦（80米2002竣工）、湖臻大厦（80米2003年竣工）、奥康德大厦（高层）、锦湖大厦（高层）、罗湖老区委大楼……这些楼龄从14－34年不等，完全没有到50－100年以上的设计年限。 二、这些建筑“英年早逝”有什么坏处？ 这些年轻大楼的纷纷“英年早逝”，带来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层面的诸多不良影响。 历史文化的负面影响，就是让深圳历史上最重要的起步阶段的建筑文化都无处可寻，从而丧失历史层级的厚度和建筑文化的多元性，让深圳始终处于无法积累文化与历史的状态。 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就是成为深圳余泥渣土的两大来源之一，也是两年前光明大滑坡的主要原因之一，制造极大环境压力。拆除后建设密度更高，也增加了城市交通压力。 社会负面影响是大拆大建风气风行，未顾及社会公众感受、邻里社区和基地原有居民的相邻权益和居住权益。甚至从经济上也是一种高碳的社会资源浪费行为。 按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向住建部递交的《建筑拆除管理政策研究》报告，中国每年由于建筑过早拆除带来的建筑垃圾增量约4亿吨，约占我国垃圾总量的40%。过早拆除的建筑碳排放量约为中国碳排放总量的5%，如果考虑建筑再建过程中所需的建筑材料以及拆除时的碳排放量，建筑过早拆除将致中国每年新增碳排放量10%。

Huang Weiwen translated by Huang Xiangjun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and the growth of a city are blindsided by each other.

Civic Square, Shenzhen’s official city center, is designed to represent the spirit of a young city.

今天我正式入职建科院，院内也发了公告，两个多月的工作变动的折腾也就算有了最后结果。 从2010年在规土委系统内创办和运营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并兼管了双年展和公共艺术），算下来差不多也有6、7年。这个机构还能怎么发展，在内外改革都试探过之后，放手或许就是一种不坏的选择。至少这个结果出来后我如释重负——只是对不住仍然留在那里继续奋斗的年轻同事们了！ 参与创建的两个品牌：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和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SCD，以及管理过的雕塑院与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 ​ 再往前推，我在规划局城市设计处也呆了差不多6、7年。也是在最后一年突然身心疲惫（腰锥间盘突出严重到被宣判后果是瘫痪），跑美国大学静修去了。在真正获得再生感觉回来后，我也就逐步跨出公务员队伍——过去因为重要而让自己着急伤腰的事情，想想还有更重要的可以去做呢！ 继续往前推，我是因一个中心区开发建设办公室的成立而加入规划管理部门的，工作年限也是7年。在这之前我只是深圳规划院工作两年的年轻规划师，也没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规划。答应同事邀请也只是模糊觉得规划管理部门比规划院更能实施规划——但做到第七个年头我也开始动摇了，幸亏正好有了晋升。 这是我在深圳规划管理系统服务的三个七年。第一个七年我重点耕耘福田中心区，有幸跟黑川纪章、矶崎新、SOM这些在学校杂志中读到的明星建筑师或事务所打交道并收获颇丰；第二个七年我开始参与更多的深圳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并通过筹办城市\建筑双年展开拓了更广阔的专业视野，其中最后一年在哈佛的总结提升尤为重要；第三个七年我开始将前面经验教训的积累通过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来测试应用，主要服务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的设计及艺术品质，并希望通过教育来传播。感谢这个系统内外给予我的各种帮助和机会！或许相对而言我耽搁了参与城市规划与建筑行业的掘金机会，但我还是挺满意自己的职业经历和所学所得，并且让我最终明白——还有更多的领域比城市规划管理及规划生产部门更能影响城市规划的，比如批判、研发与教育。 我加入建科院这个科研平台就是想做更多的城市科学研究，同时感谢这个平台的包容，我还会做城市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的批判、研发与教育。这部分工作我会放在未来＋这个品牌机构中进行。另外我还是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就创办的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的监事，以及与公共艺术中心合作的展览文化机构尤比的负责人——所以我今后的工作仍会是城乡设计的产学研展，看起来跟以前也差不多，就是稍为独立自主了一些。 参与创建的三个品牌：土木（乡村及边缘社区研究）、未来＋（城市研发学院）、尤比（展览及运营），以及今年加入的建科院平台 ​ 稍为独立自主一些就值得这么折腾吗？

①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将城市设计提到如此高的程度特别强调？其中有怎样的背景和发展需求？ 答：中国近三十年快速城市化而建造的城市，遭遇了雾霾、内涝、拥堵、滑坡、各种公共配套事业短缺、旧改更新拆迁冲突与历史记忆中断、以及高房价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显示了传统城市规划设计的诸多局限和无力，因此急需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同时这些中国城市的严重问题也引起新一届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连续举行了中央城镇化和城市规划建设工作会议。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建筑与城市领域问题也均有诸多批评与指示，包括“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不能千城一面，万楼一貌”、“不能没有文化自信”、“要记得住乡愁”、“城市要像海绵”，等等。为了解决这些城市问题，过去没有处于城市规划主流的城市设计被一些专家建议作为重要的方法与工具。2015年住建部迅速在规划司成立了城市设计处,委托中规院等机构制定城市设计条例规范（中规院也快速成立了城市设计分院院）,并组织全国高校建筑、城市规划、园林三个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来研讨城市设计学位和人才培养。一时间一波自上而下的、用来代替城市规划解决问题的城市设计热正在热遍全国上下。 ② 以往人们比较熟悉的是“规划”，“设计”是怎么区分的呢？城市设计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什么样的城市设计算是好的城市设计？ 首先是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现代城市规划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因为快速发展造成很多矛盾（如伦敦一度糟糕成雾都的环境和被恩格斯调研批评的异常恶劣的工人居住环境），因此有了莫尔的乌托邦、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并通过三十年代国际建协的雅典宪章确定了现代城市规划重视汽车交通效率和功能清晰分区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在二战之后城市重建中迅速发展。 正是鉴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实践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在美国五十年城市更新中的简单粗暴（受到媒体人和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的带头反对，她后来著有对西方城市规划起到颠覆作用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五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较早提出了现代城市设计的概念，力求从系统的空间形态、美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解决当时偏重于机械功能分区的城市规划没有解决的问题。 目前的中国城市规划仍然主要建立在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以及从苏联计划经济时代传入的城市计划做法与配套标准的基础上，并在八十年代逐步形成了以预测发展规模、确定道路网络、规定土地用途及落实城市配套为主要目标的城市规划模式，主要体系和格式包括城市总体规划、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俗称控规）和修建性详细规划（俗称修规）。而成果的法定化格式化导致了方法和流程的格式化，使得规划成果日益成为刻板、固化的八股文章，被广泛戏称为“图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难以起到实际作用。 城市设计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传入中国院校，并在九十年代早中期开始逐渐有实践项目。深圳是中国最早在政府规划部门成立城市设计处室（1994年）的城市，并在福田中心区等重点发展片区成立专门城市规划管理机构，大量甚至反复开展不断细化的城市设计，希望通过三维空间形态的研究和界定，来指导城市实现预先期望的形象。 因此通俗概括，可以说城市规划偏向于预测和定义每块土地用来建什么建多少的问题，城市设计则要进一步解决这快土地具体如何建建成什么样子的问题。

2015年7月20-21日有机会参加深圳市政协组织的水污染治理情况视察活动，了解了一些目前水污染的问题，听了一些讨论，整理出以下感想： 1、治水第一要务是治水思维的梳理。 治水理水是中国人居的重要传统，在当代城市却成为普遍的棘手难题。上古鲧与大禹治水就有堵疏的思维方法之别。目前的治水思维之别，主要是工业／机械思维和生命系统思维之别。工业机械思维是一种功利思维、相信人定胜天、人的需要发展是第一位的硬道理，把河流只是当作一种可供人使用的资源：运输、供水、下水道、现在即要求景观……生命系统思维首先是把河流当成一种自然生命，有她的发育、成长、习惯、脾气，对河流的治理不能仅仅站在人的、特别是水工知识和水利工程的角度，而是站在河流是活的需要尊重的生命个体的角度。 这种区别就是当前的西医和中医对待生命的区别。越来越多的研究和统计表明，当代人很多都是被治死的（据世卫组织统计误治治死占总死亡数的44%），因为西医的整个基础思维是把人当成一个物体通过解剖、显微、实验建立的知识，而很少考虑作为活体的系统运作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河流和水环境的污染问题，首先是这种机械化功利思维造成的，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机械化功利思维来治水，可能会陷入爱因斯坦说的“你不能用制造这些问题的思维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思维困境。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针对现象末端来运动式治水，看到河黑了，污水多了，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办掉这些眼前的污水，不管是用掩盖、截污、排污、补水、冲刷的方法，这些都是头痛医头、活河当死河医的办法。这么多年投入上千亿的努力，深圳310条河流仍有173条黑臭，可见收效甚微。非但如此，被这种大截大排大外科手术治疗后的河流，实际成为两岸甚至河床都硬化、在集中输送污水厂再生水的人工水渠。没有源头活水、自然汇水、河汊水网及与地下水互动的河流，会是有生命的河流吗？ 治水思维的差别，也体现在规划部门与水务部门多年的分歧，一个是雨污分流制的进一步加强和精明生态的路线，一个是大截排大区域污水集中处理的大工程项目路线。这些思维，各有各的道理，但应该允许继续辩论，真理越辩越明，思维越变越清晰，这样三辩而后定，三思而后行，才是最可行的。 还要避免的思维是：政绩思维、运动思维、工程思维、钱多思维、避重就轻思维、短期见效思维、、、 2、治水第二要务是治水机制的建立。九龙治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肯定是不行。中国大禹的集中资源一言堂治水、荷兰的协力协商治水都推动了不同机制的建立。建议政府成立治水委员会，下设执行机构之外，还应该包括治水专家委员会（跨专家会诊而不只是水利、水工专业专家为主）和治水监督委员会（人大政协媒体公众组成），政协也可以成立治水智囊长期跟踪。 3、治水第三要务是水问题成因的详细调查和诊断。 深圳水环境问题是三十年积累的膏肓之病，其解决之道，不可能有神医手到病除，除非是往死里治（像用夹板治驼背之类的笑话）。治病的关键，首先是诊断病因，病因不明情况下贸然行动，任何措施不是碰运气就是在瞎花钱。治水这么年而不成，原因还在于：没有一个详细诊断报告书，像柴静公布的雾霾调研报告那样的深度诊断书。深圳应该向每个市民公布这个城市水系统患病的详细的、动态更新的病历，因为这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水系统的患病，也是我们每个市民生活工作事业系统的患病，是我们每个人的病。深圳每个市民都应该有权利知晓城市系统／个人活动中的水系统病历诊断，而不是讳疾忌医。水是我们也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想想占我们身体70的水系统出问题了，这是再严重不过、再重视也不为过的问题。

柯布就是这么个永不停笔的老头 勒･柯布西耶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我是说他的影响力，比如其著作《走向新建筑》所提倡的适应机器时代的建筑设计思想、其现代主义建筑5项原则、其高效、健康、快速建造的现代主义城市模型“光辉城市”，可能需要好好考证一番。但真正的柯布原作手迹来到中国，则是6月13日在深圳华·美术馆由AUBE欧博设计主办的“勒･柯布西耶——巨人的建筑”展览。感谢冯越强和他的团队在建筑市场的冬天，拿出这么高端的展览来鼓舞同行！ 他的接近毕加索风格的绘画 即使不是建筑圈内的人，比如规划师、画师、雕塑师、设计师、写作者，或创客，或对新奇、对如何敏锐捕捉时代转型变迁感兴趣的人，都适合来看看，因为柯布就是这样的多面手。 甚至那些一在老城狭窄街巷中堵车就想扩宽马路或呼吁推倒重来进行旧改的人，那些喜欢开阔广场、草坪、立交桥和高楼这种现代化城市的人，那些将住宅看作挣钱机器总是用混凝土框架盖最实用最少装饰出租房的珠三角村民们，都应该来看看，因为柯布不但是你们的同路人，他实际上就是这些做法的发明者，或发明者的代表。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现代或者说中国当下城市化环境模式的塑造者。 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精心保护之下的柯布遗产——几乎是毕生都在创作但当时客户知音相对寥寥的艺术、设计甚至是乌托邦。但在广大的中国和世界，他的设计遗产其实早已无处不在，包括他没得逞的用标准化摩天楼改造拥挤狭窄的老巴黎的提案。所以在观看他遗留50年的部分遗产真迹之时，我们要想想，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柯布的这份遗产？ 混凝土和人体模数是他的标记 家具设计 朗香教堂模型 马赛公寓模型（深圳版就是雕塑家园)

2014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开幕已经快5个月，《世界建筑》的邀约评论，让我搜肠刮肚地头疼：在开幕日子里眼花缭乱的新鲜感冷却和淡忘之后，这届展览还能在记忆和建筑学进程中留下什么？ 总是突破常规出牌的雷姆Ÿ库哈斯，这次用特地争取来的两年策展时间，想做一个有别于往年明星建筑师当道的、属于建筑、但也与当代建筑划清界限的展览。他布置哈佛设计研究生院学生协助解剖建筑，并编写了门窗楼梯天花等十五个建筑元素的小百科全书，来回应他的“基本法则”主题。现在看来他这种不断肢解、剖切再置之于显微镜下面观察的方法，属于这百年现代科学（包括西医）的原子哲学思维。如此大规模应用在建筑身上并将肢体器官分门别类进行大规模展示，固然有吓人一跳的效果，但这些特意回避整体性描述的建筑尸块能讲述的建筑身世和秘密，肯定也是有限的。这和源于同一哲学思维和方法论的西医在今天所遭遇的困境相同。 当然老库不会轻易让自己陷入困局，能量巨大的他这次把66个国家馆的资源调动起来，为他采集各个国家民族的百年近代革命家史，作为众多建筑肢体器官标本的历史旁白，甚至是更重要的主题阐述。 “吸收现代性的一百年”这个题目，假定的是各国家民族建筑文化被现代性的暴力同化，是吃了一记现代性老拳（老库的比方）后的种种悲催、怂样抑或是亢奋。吊诡的是，66个国家馆却被各自的策展人策划得南腔北调、东拉西扯、众声喧哗，完全淹盖了各种民族文化识别性被现代性横扫之后本该出现的百花零落、万马齐喑、窒息挣扎、蜕变再生。姜珺策展的中国馆，正是以纯正的太极二两拳法，拨开百年现代性的千斤之力，将西洋拳的来势汹汹，化解成“山外有山”、白衣飘飘的少侠气场——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挨上那记老拳的眩晕和火辣痛感吗？老到的库哈斯还准备了他的第三手牌：由15公斤施华洛世奇华水晶和上千彩灯装点门面的意大利全景图：一个主办国家的建筑历史地理学，以及威尼斯双年展其它门类（戏剧舞蹈音乐电影等）的专题拼盘，来全方位展现一个正在处于困境之中的欧洲国家的建筑全景。穿插在军械库展场之中的意大利男女老幼演员的表演生气，很好地平衡了中心馆那满地满墙建筑标本零件的冰冷死寂，和弥漫于各国家馆百年往事的现实距离感。以上三部分：建筑元素解剖、各国往事切片和意大利国家全景样本，整体构成了老库的基本法则三位一体。他的野心是建立起与现实拉开距离的超视距三观（微观、宏观、历史观）框架，来探究建筑问题：我们有啥？怎么来的这里？能做什么？从这里去哪？ 当然如果用老库的这个目标来衡量展览，后面两个问题仍是深陷他自己布置的迷局之中，还需要展览之外的更多探索。因为当这个超大展览刻意向后看和显微看的时候，对当下问题难免会失焦或存在盲区。 但我是记得老库2000年接受普利兹克奖时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新问题，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看来建筑学的时间不多了。 一直关注和呈现所在地区当下城市与建筑问题的，是遥远东方的一位双年展后生小子，名叫深双（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部分）。这次跑来与百年威双前辈交流的深双，协助OMA组织研读和制作了安放在威双中心馆的营造法式片段，在芬兰馆前后展出了通过深双交流竹木再建造的竹亭木屋。中国馆展中展 “共谋Ÿ共生”，则浓缩了五届十年深双对当下城市与建筑问题的探讨，或许多少也弥补了这届威双对城市建筑现实问题的疏离。老库在中心馆门前突兀地摆放了1914年勒Ÿ柯布西埃发表的多米诺1:1模型——可以说那是这百年来从古典走向现代新建筑体系的原型——那么，在自己精心策划和呈现的这个庞大建筑困境中，显然老库也不知道：哪一个会是下一个百年的建筑新原型？ 碰巧摆在多米诺模型旁边的，是和深双合作的芬兰馆再建造模型——一个探讨不同地方材料和匠人工艺交流互动的小项目，和展示深圳华强北创客资源地图的电子屏仿真模型，甚至，我们还在这些模型旁边举行了深芬中西建造文化的对谈——也许这些策展人没想到发生的事情，有着另外的可能。

因为伦敦一位博士生研究光明，想得到更多已故奥地利建筑师Rainer Pirker2006年的光明中心区城市设计竞赛获奖作品资料，我在网上搜索，结果发现的是几篇他的中国学生的回忆文章，也包括我当年写的。 读这些文字构筑的Rainer Pirker，仿佛看到他的真挚笑容还在眼前，不觉黯然泪下。 或者有一天，时机成熟，应该整理这位富有创见、英年早逝建筑师的理论和实践，做个专刊和展览。 下面是几篇纪念文字： RainerPirker与光明:缘分与遗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vudp.html 纪念建筑师RainerPirker先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f7b5dd01016ngx.html

从2006年开始接触深圳光明地区，已有8年。光明通过城市设计竞赛／工作坊所确定的绿色城市定位仍在实践探索中。这期间也有一些国外研究者来了解光明的规划历程，我从博客里整理部分文字，作为这个历程的注解。 来个国际作坊？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l9.html new-radiancityoranti-radiancity？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iq.html 光明初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id.html 光明作为砖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hv.html 光明的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gx.html 光明新城作坊（1） http://blog.

胡应平老师的这篇博客是篇PRT资料大汇总，很有参考价值。原文地址：PRT交通系统概述作者：huyingping1961PRT（Personal Rapid Transit）又称“个人轨道交通”（Personal Rail Transit），为小型车辆在专用轨道网或专用道路网上自动行驶的交通系统，为独轨交通及专用道路交通的一个分支。溜索交通可视为PRT的始祖，由于其架设极为经济方便，在边远山区仍广泛使用。PRT（独轨交通）的最早专利文献记载为1821年Henry Robinson Palmer的专利，其技术方案为悬挂独轨，动力为马匹，用于运砖，该专利于1825年实施，称为Cheshunt Railway[1]。 鉴于目前汽车交通存在的能源、环境、安全、占地、拥堵、需要人员驾驶、卫生等方面问题，世界各国正在积极探索应用节能、节地、环保、经济、个人使用、安全、自动运行的PRT（Personal Rapid Transit）交通系统，PRT概念最早由美国人Donn Fichter于1953年提出[2]，其目的是解决汽车交通模式出现的问题。由于独轨道岔技术的制约，PRT未能广泛应用。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几年的探索研究，PRT技术进一步成熟，在利用独轨交通技术克服汽车交通的缺陷、利用独轨交通技术的同时利用现有公路网、在轨道上实现独轨车转向控制和道岔技术、独轨车驱动技术、网络远程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自主转向悬挂式独轨道岔技术方案的发明[3]，使轨道的车辆流量提高6-300倍并极大提高道岔的可靠性，使PRT展现出光明的应用前景。 图1 北方工业大学研制的个人轨道交通车辆，该车采用电力驱动 图2 个人轨道交通在山区运行概念图

2014年9月2日中心区儿童医院西侧一片临时足球场（为展鹏公司利用政府未开发土地建设临时球场经营，也被媒体称为莲花山足球场）被关闭，引发部分球迷和市民反对，并用献花、题字、做纪录片、网络投票等方式表达意见。政协人大代表和媒体更是在年初该地块法定图则修改（增加商业功能及容积率）公告时就加入讨论，直至球场关闭前后，本地晚报和晶报间也在球迷诉求和法治程序之间针锋相对，加上其它各种媒体的关注，一时形成强大的舆论热点。 深圳的开放氛围使得这一事件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和评论。这一案例混合着健身需求与商业利益、土地管理与临时使用、既成事实与法规程序、规划与公众参与等等当前城市发展中的各种要素、现象和利益博弈，如果不通过这个广受关注的案例去学习城市知识，就是一种浪费。 所有的争议集中在这块地该干什么，但想争出所以然来，就得开个圆桌会议，把利益相关的各方都叫到场，把利益纠缠的过程都摆在台面上，才能博弈出个结果来。 圆桌上最先就坐的一方是球迷，他们的身份是土地临时功能（球场）的分时租客，受到的影响是球场关停不能再到这里踢球，他们的诉求是将这个临时球场永久保持下去，顺便在城市中心保留开阔地，为了达到这个诉求，他们请了一些市民、人大政协代表和媒体坐在一旁，帮腔说话。 当然主张保留球场的人大政协代表和媒体也不一定全是在帮球迷说话，因为关停球场对这块土地进行高密度开发，还影响到另外两方的利益，其一是球场经营方展鹏公司的经营权和收益，其二是南侧黄埔雅苑住宅公园景观和市政设施的享用度。 利益受损方之一展鹏公司之所以在圆桌上低调隐身，是因为其场地二房东的身份来历隐晦不明，不想再成为媒体公众继续追问的对象。按目前检索到的信息：用地在2000年就公布规划为容积率1的体育产业用地；球场建于2002年，由国有土地主管方委托的国有八方公司（2010年该公司并入深圳投资控股集团）建设经营；2005年专门成立土地储备中心统管所有国有未建设用地，这块土地也在清理入库之列；2012年媒体调查报道，展鹏公司经营的球场未向土地储备中心办理手续和交费，属于违法占用。另一利益受损方黄埔雅苑居民在今年1月该地块修改法定图则公示时已经表示了反对，在这轮反对中倒也相对低调。根据以往案例，权利意识较高的深圳居民，对相邻用地建设动向都会很关注，尤其在知道该用地规划容积率有大幅提高会遮挡其莲花山景观并增加更多道路市政负荷的情况下，所以在这轮球迷和部分媒体舆论反对无效之后，相信相邻居民还会择机表达他们的权利意识。 圆桌上最不能缺少的角色，当然是土地规划主管部门，他们这样说明这块土地的未来：“2013年组织开展的［福田中心区］法定图则修编草案中，已明确会首先考虑保留部分体育功能，除安排建筑面积不少于2万平方米室内的体育和文化设施外，还要求安排不少于3000平方米单独占地的公共体育活动空间。除可为市民提供足球运动场地、室内羽毛球、篮球、网球、桌球、室外老人门球以及广场活动空间外，从统筹城市发展宏观需求和活化片区功能出发，规划中还增加了办公、酒店、商业等多种功能。”关于球迷的踢球诉求，他们“正在研究在莲花山等公园内增设少量露天体育场地的可行性。目前，在拟开工建设的香蜜公园内，已明确安排部分球场等体育设施；另外，在深圳市中心公园内，也计划增设约2万平方米的用地作为露天体育场地。” 应该说这样应对球迷诉求是得体和周全的，但对周边居民反对增加商业建筑量来说，有两个理由也不妨说出：比起1999年规定此地块容积率为1时的中心区，目前及今后的中心区增加总计有7条轨道线，公共运输条件比原来改善7倍不止，这一难得剩下未开发的地铁上盖地块的开发量提高7倍，也是合情合理，如果增加部分包含一定比例保障房，就更是符合民生和政治正确了。否则修建的公共交通喂客量不足也是问题；而大量的轨道投资，也需要从地铁上盖的高密度开发中平衡成本（这是典型的香港经验，全世界地铁都亏本），此地块的出让意向，正是急需通过土地开发来融资的深圳地铁公司。 所以地铁公司也是这一事件的潜在需求者和受益方，那些受益于地铁服务的市民，应该陪同同样习惯于隐身沉默的地铁公司，坐到圆桌上来，光明正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要鼓励和动员到圆桌上发声主张权利的，还有经常沉默的城市大多数。 我不知道规划师是否在圆桌边旁观，其实还是有些问题需要他们回答，比如当初为什么确定这个地块为容积率1的体育产业用地？是否预想过今天引发的改变和争议？容积率提高到7后建筑高度分别有150米和200米的高楼如何分布能将对相邻住宅的影响减少到最少？

原文地址：Thinking？”>什么是设计思维DesignThinking？作者：街道之眼 本人参考各种文献说法，结合自身实践，总结为以下三层意思： 一、设计思维是一种运用智慧、整合技术来改善世界的信念体系。 二、设计思维是一种可以学习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并正在成为各种领域广泛应用来改进流程、产品或服务的创新设计模式。 三、设计思维是将科技、商业和人文思维跨专业地整合到自由、敏感、熔合、形象的创新思维模式中来，更全面和深刻地洞察问题、了解需求、突破限制、催化创意，通过原型制作和不断检测迭代来改进创意，直至产品化并能获得认可和应用的过程。 以下为各种文献中设计思维定义的梳理、加工，抱歉没有来得及一一注明出处： 1、设计思维是20世纪设计在方法论上的不断探索和集成：80、90 年代在斯坦福任教的Rolf Faste在Robert McKim 1973年《视觉思维的体验》（1973）Mckim的基础上，首先把“设计思维”作为创意方式进行了定义和推广，再通过其同事David M Kelley得以被IDEO及乔布斯的商业活动所采用。Peter Rowe 1987年《设计思维》首次引人注目地使用了这个词语，它为设计师和城市规划者提供了实用的解决问题程序的系统依据。1992年，Richard Buchanan发表文章”设计思维中的难题”，表达设计思维在处理设计棘手问题方面越来越高的影响力。2005年斯坦福得到SAP公司创始人Hasso Plattner的捐赠，成立D.

看不见的城市：深双十年九面 Invisible Cities: 9 views of UABB by 10 years

个人发言整理：”熔合：SCD+X”之UPDISCC自由论坛——城市密度极限 时间：2013年1月11日14：30 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A馆“价值工厂” 1、关于人口数量 谢谢马（立安）老师向我提问人口问题。很抱歉，我昨天就收到你的问题问我华侨城住了多少人，我没有及时回答，因为手头没有数据，我一直在想可以推测出这个数据来。整个深圳1953平方公里，现在我们把深圳人口也估计成1953万人，这样正好1平方公里1万人。我觉得密度较度低、主题公园较多的侨城范围平均人口数应该和这个平均数差不多，我估计他们现在的范围是不到6平方公里，那也就是6万人左右，以后加密也许可住更多人。说到这个竞赛题目范围可以住多少人，先算题目能盖多少房子，10公顷、容积率10，100万平米，如果20平米1个人，居住一般20平米一个人是很合适的数字，当然深圳自己的平均居住面积可能达到30-40平米一个人，我觉得这是很奢侈的数字。我们用20作为平均数，这100万里面全部是住宅的话，那就是5万人。当然你可以分一部分居住、一部分工作就业，这些加起来也是5万人左右，这是我回答你的问题。 2、关于高密度发展的智慧与策略 我觉得高密度是需要探索，双年展里面B馆有个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他们研究香港或者亚洲的这种高密度如何作为一种经验去改造曼哈顿。我们想象中的曼哈顿也很密，可是如果我们用数据比较的话，还是香港、首尔、东京这样的城市更密，如果用这样城市的密度，还有这种密度的策略，今天陈老师介绍了香港人的智慧，实际上是一种高密度的设计策略，如果用这种设计策略改造曼哈顿的话，其实他们这个方案里面还可以为曼哈顿争取更多的绿地，因为曼哈顿留下中心公园以后，其他的都密。香港刚才的数字很惊人，香港开发100多年，才用了23%的土地，其实不到1/4，深圳是3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是它已经消耗了将近一半，将近50%的土地，正好消耗土地的比例已经超过香港1倍，而时间上，香港用了100 多年，我们才是它1/3的历史，所以我们消耗土地速度比它快6倍，这是很可怕的。比起香港来说，深圳的密度远远是不够的，消耗土地是非常粗放的状态。这粗放的状态实际上是可以再加密的，可以再来提高我们土地的使用效率。当然这里面有朱院长提到的问题，我们要重新考虑这些标准准则，深圳为什么是这样？香港为什么可以是那样？其实有很多东西是由规范标准来决定。比如香港可以不退线，但是深圳一定要退线，高层一定要在自己地块里留一圈消防通道出来，深圳建筑不可以挨着另外一个建筑。这些规范限制了深圳土地的充分利用，会出现很多边角、消极、零碎的土地，虽然感觉很挤、很密，实际上土地的利用效率还并不是很高。如果我们能突破一些规范的制约，其实土地的密度可以再提高。提高还有一个好处，除了能够节省土地，可以更好的提高城市效率。刚才讲香港因为这种高密度，除了70%绿地，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刚才有个数字说香港是人均道路最小的，也就是用于道路建设的土地包括钱是投入最少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节约或者说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面，就是不用花太多钱去修路。修路基本上是为汽车使用，为汽车使用又带来很多污染，所以并不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以前提倡的要致富先修路，这几年所有的城市都花更多的土地和资源在修路上，以为这样能推动一个城市的现代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能够采用新的方式，如果是一个立体城市，往上长的话，其实地面道路并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可以通过轨道来解决这些高密度群落的关系。所以还是可以有更好的交通方式来取代汽车和道路这个系统，然后让城市因为高密度而效率更高。 竞赛提交的方案，我没全部看完。我觉得高密度实际上是可以向自然界学习，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有这方面的借鉴。自然界也是由不同的密度组成，我们就说植被，它也是有不同的密度。我们可以讲沙漠的密度对植物来说是0，北方草原也许是0.5或者是0.8，然后到了一般的树林就是绿色叠加，可以到1，我们假设，森林到2或者3，但是到热带雨林的时候，这个密度也许达到10？因为它们从很高的地方来分享空气和水，然后有些植物比它矮一点，空气和水少一点，一步一步往下，不同高度有不同的植被，一直到地面。植物都有不同的密度，动物也已经建立了立体城市，就是蚂蚁窝，如非洲干旱草原上的蚂蚁塔。那为什么人不可以有不同的密度的居住方式？而且热带森林里的密度也是分层的体系和结构，这种构造是挺能给我们人类很多启发的，我觉得这点上很多方案可能还没有走到向自然界学习密度的方面。我也在关注这个事情，我也希望听到其他的这些研究高密度城市的嘉宾的观点。 3、关于现有高密度开发实践

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UABB“价值工厂”内容合作提案 熔合：SCD+X “熔合”是浮法玻璃制作过程的一道重要工序，是将各种原料混合加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新物质的过程。 深圳双年展是一个探讨和解决城市问题的平台，今年的展场“价值工厂”是策展人将停产的浮法玻璃厂重新启动来生产创意的地方。 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SCD获邀作为内容合作伙伴，是想在价值工厂中探索新的“熔合”反应：如果作为开放平台的SCD，邀请伙伴X——如政府成员、开发商、专业者、公众及NGO机构等——把他们关心的城市问题，带到双年展“价值工厂”中，进行搅拌、加热，以双年展学术气氛与资源为催化剂，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生产出什么样的“价值工厂”产品？这一熔合过程用以下公式表示： (SCD+X)*U=V 其中：U=UABB双年展, V为输出产品价值。 成立不到3年的SCD一直以跨学科和开放协作的态度，来探索其能够影响和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方法。结合这一段时间受委托或接触的城市课题，SCD 计划在双年展展览期间，在“价值工厂”展场内，以SCD的四种创新活动品牌和格式，组织至少4次”熔合”活动，比如：

岗厦样本：多方视角的城中村改造 （或：岗厦罗生门） ——岗厦旧改项目资料汇编、研究及出版课题计划（草案） 背景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发展现象及其改造更新越来越成为城市研究的热门课题。研究清楚城中村的产生机制、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改造更新带来的影响，对丰富中国城市学科的理论探索、以及进一步指导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都有很实在的意义。但在快速的城市开发中，最缺乏的就是完整全面的档案信息，尤其是各个环节和参与主体的资料。 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是08年汶川大地震后由深港等地建筑师等专业人士发起、旨在为灾区／乡村／受忽略社区提供专业支持的民间机构，同时也是推动城市／乡村营造设计研究的资源平台。因此在了解到岗厦村改造开发机构有整理汇编项目各方面资料以供研究和推广的意图之后，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提出岗厦改造项目多方位全过程资料汇编出版计划，以多角度展现岗厦这一典型城中村样本在成长、改造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诸多影响因素，以及参与者、利益相关者等各方的诉求与观点，来展现城中村变迁的影响力量和机制。 岗厦村河园片区岗厦位于中心区的东南片区，是深圳福田中心区内惟一的城中村， 拆迁前总人口约6.8万人，其中常住村民486户900人，暂住人口约6.7万。土地面积15.16万平米，房屋栋数590栋，总建筑面积51.4万平米。改造后建筑面积约70万平方米，人口减少至7000人，规划饱和居住人口1万人。 岗厦规划从1998年开始，邀请过很多设计机构进行改造设想，有过很多不同版本规划方案。2006年，由金地集团控股子公司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福田区旧城区重建局、深圳市岗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对岗厦河园片区进行改造。接受改造的岗厦村民大多以选择房产补偿为主，根据周围新楼盘的市价推算下来，岗厦原住民中别人资产过亿元，可以说是全村几乎无人不是千万富翁。因此岗厦改造再次引起各方关注和讨论。 内容大纲

“村络”Rural Meridians作为展览主题，也是土木再生reTUMU一项通过新媒体IT、数据研究Big Data和地图绘制Mapping等创新方法进行乡村实践研究和分享的计划。村络有三层意思： 一是在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重新梳理被忽视甚至被中断的乡村脉络Rural Context； 二是建立乡村实践交流与协作网络Rural Design Practice Network； 三是通过协作网络穿针引线去发现和点按乡村健康发展之穴位经络Rural Acupoints /Channels。

今天开会讨论“设计非主流”展览筹备，很有进展。 因为有新面孔，我还是从头介绍这个展览的缘由。5年前汶川大地震震醒了很多人，成为中国NGO元年。深圳、香港两地一些专业者联合起来到灾区帮助规划设计学校。他们深受台湾9 .21大地震后专业界发起结合教育改革的“新校园”运动和建筑师谢英俊与邵族居民“协力造屋”设计实践的影响，提出“土木再生”作为志愿团队名称，在当时的纲领中写到： 这是一项以持续相当长时期来解决问题的社会实践工程，因而“土木再生”不是冲动和应景式的短期行为。 “土木再生”希望通过对本地传统的、当下的以及未来的土木建造方式的反思和探索，来推动一系列的再生，包括：受灾环境的再生，家园、生活和希望的再生，土木资源（包括废墟材料）和适于当地（包括羌、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建造方式的再生，以及“土木”专业自身的再生。因而“土木再生”不是一种外来和现成的规划建造方式的简单移植或者说入侵。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d0.html 在为灾区组织“新校园”全国设计竞赛，并帮助设计建设5所小学1所幼儿园后，“土木再生”继续延续并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的深圳完成登记，成为“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兑现着“不是冲动和应景式的短期行为”的承诺。 2011年谢英俊“人民的建筑”香港巡回展期间，我看到香港NGO 机构IDEA组织捐助者、设计师到柬埔寨与受助者、使用者一块儿讨论设计和建造乡村教育设施的展览，于是就有了将不同乡村／边缘设计实践组织一起交流展览的想法。去年底IDEA负责人Robert写信了解到深圳进行展览的可能，促使我提出在5.12地震和土木再生诞生5周年之际进行联合展的计划。考虑到深圳“设计之都”和“志愿者之城”的双重角色，我也希望展览突出设计与创意公益这一交叉领域，并结合今年深港双城双年展“城市边缘”主题，提出“边缘设计”或“设计非主流”的主题。不过需要强调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理解为公益活动的展览，而更应该是一个反思设计哲学、机制和方法论的专业展览。只不过，将设计问题开放给公众来参与和协作，本身就是一个专业话题。 听完这个开场介绍，都市实践刘晓都的反应是，为什么非得在5月这么不够两个月的时间里应景地做一个展览？为什么不可以从5月开始一直延伸到双年展举行的12月？ Riptide的梁秀枝建议展览可以考虑巡回。钢构企业的邱飞则表示可以赞助物料。这又启发了建筑师张琦在户外搭建临时展览设施的想法。这样一个原先只是突击一次性的展览，逐渐演变为更加开放互动、强调专业研究的包含研讨、展览和传播的计划。在大家重新讨论活动名称并暂时称为“非主流营造”的时候，王一人小伙子一句“5到12月也是纪念5.12的意思”又启发了正在为寻找能准确表达学术主张的名称而头痛的我们，于是，“5-12营造计划”就这么出炉了。

策展计划草案 一、展览名称：“设计非主流”创意／公益展 二、展览概述： 崛起的中国和这几年大事件频繁的城市，有着很多万众瞩目、媒体宠爱的标志性项目／活动设计，有着明星云集、名师鹊起的先锋探索设计，有着规模效率和扩张速度都极为惊人的大机构生产型设计。这些设计通过各种媒体、展览、论坛、奖项、商业广告得到广泛的传播，构成了专业及公众对设计的主要认知，可称之为主流设计。 相对而言，存在着一个通常会被忽略的广大领域，那里需要设计来改进质量、解决问题却可能无力支付或寻找不到合适的设计资源；也存在着一个通常会被忽略的小众实践，在探索如何为这些被忽略领域提供专业服务和帮助，同时也在探索一种与之相称、行之有效的设计工作方法。所有这些与主流设计对象、方法甚至传播方式不一样的设计，都可纳入非主流设计。 但是非主流设计不应是一种被动的、边缘化的、被拣剩而不得已的工作和分类，而是一种主动的、有使命和创意的行为。非主流在这里不是仅仅是对这类设计的形容或者限定，而是成为设计的一种立场、对象和目标。 设计非主流不仅仅是为非主流设计，也是与非主流协作设计；不仅仅是非主流的设计，也是非主流地设计。 深圳是“设计之都”，也是志愿者之城，设计和公益活动氛围都非常浓厚。用设计帮助有需要或受忽略地区、人群，是“设计之都”和志愿者之城的一个既有专业性又具公益性的交叉领域。目前这一交叉领域仍属于一个受忽略的边缘领域。在催生中国NGO元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年5周年之际，当年旨在帮助灾区特别是校园设计而成立的深港专业志愿者团体“土木再生”（现登记为深圳市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发起“设计非主流”创意／公益展，期望集合展示这几年一些设计类社会组织、民间志愿者团体所进行的具有一定公益性的创意设计实践，并提供一个非主流设计的创意交流平台。展览同时也向社会及媒体打开一扇非主流设计之窗，以便把这一受忽略的领域和创意实践带进公众的视野。当然也期望通过展览，为受忽视的边缘人群、地区及公益组织争取更多资源，让更多设计能为非主流服务。另外，“设计非主流”也很好地回应了今年12月份即将举行的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提出的“城市边缘”主题，因而也会成为双城展的外围展，为双城展预热。 此次展览计划邀请的机构及其实践包括：谢英俊乡村工作室在灾区和农村长期大量并且成功的“协力造屋”实践；香港中文大学无止桥团队透过鼓励大学生、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志愿者运用可持续建筑理念，为偏远农村修建便桥，改善社区；香港IDEA鼓励年轻专业人士参与海外志愿服务，通过跨文化交流，让全球青年互动起来，援助柬埔寨修建校舍；北京“绿十字”乡村建设实践；上海易拓邦灾后重建实践及黔东南州苗寨装配式“绿色建筑”；深圳本地则有组织“发现深圳”系列活动的锐态，举办“小小建筑师”活动，以“宝贝”带动惰性的“父母”，促进公共参与社区及城市建设的观筑，当然也包括“土木再生”在5.12地震后发起的“新校园计划”设计竞赛及援助的校园设计成果。当然如果作为一种参照和延伸，也可以包括这一类设计实践的国际案例，如参加05年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美国Rural Studio 的乡村社区实践视频 05年、TED 展示的Studio H开展的最新美国乡村社区设计实践，日本海啸后的建筑师实践（2012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金奖），以及100美元电脑、300美元房屋等等。

有很多人听说我克服了四年前严重影响坐行起居的腰椎键盘的问题，向我取经。今天找时间写出来，希望这点久病悟出的心得，对大家有所裨益。 要点之1：放下 腰的压力不但来自身体重量，也来自精神。现代人为各种事情焦虑，最终会反映到身体，包括腰杆上。放下任何精神包袱和压力，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相信身正不怕影斜，吉人自有天相，方法总比问题多，车到山前必有路，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人生智慧也是正确用腰的智慧。 要点之2：正坐 现代人坐得太多，不会坐是导致腰病主要原因。坐的奥秘，是要了解腰椎受力特点，让头和上身重量顺着颈、腰锥轴线方向传递。正确的坐姿，要屁股往后坐，腰腹往前挺，颈后收。腿脚尽可能向外向后展开，以方便腰部前挺（适合大老爷们），或双膝完全并拢，压缩小腹盆骨（适合淑女和端庄者）。总的要点是，不能让你的小腹部斜瘫在座位上，而是让它立起来，使负荷、能量和气血都能上下贯通。这些姿势需要绷紧相关部位的肌肉来帮忙，很多人会觉得累，不能坚持。但是坚持必有回报，因为： 当你的肌肉放松、腰部斜靠椅背或窝在软沙发里时，你的腰骨正在替那些逃避职责的肌肉在承担额外而且是受力方向不合理的负荷。这些负荷斜向作用于腰锥，就象从中间压迫一根斜靠椅背的筷子，极易使其变形折断。肌肉有神经可以感觉受累，所以经常得到减负偷懒的偏爱，而骨头没有神经，受力不合理也只能扛着，直到变形、爆裂，影响到了肌肉、神经和支撑功能，才会被发觉，那时侯已经造成损害和痛苦，实属不必。所以要做的是紧记： 不能让哑巴骨头吃亏，要关怀沉默的大多数。这样你的腰才不会给你找麻烦。而出了问题的腰，如果不明白正确使用方法，再好的医生也不能帮到你。因为他的治疗效果，每天都在你的不正确坐姿带来的不合理荷载，也就是你腰部问题根源的重新作用下而复发甚至恶化。但很多即使名气和疗效都很好的医生，也不明白腰部问题的根源是日常的不正确使用，只是在如何减轻症状上下功夫，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要点之3：蹲站 现代人站的机会不多，建议大家了解站桩原理，应用于排队、等电梯、站地铁，将这些站立机会变成锻炼腰部的机会。 我学习的是陈式小架太极的站桩，虽然是刚入门的皮毛，但感觉对活动和放松腰部很有效，所以斗胆分享一下个人体会。

关于健全机制、优化福田区环境与空间品质的议案或建议 案由 福田区是深圳中心城区，城市空间与环境品质理当成为深圳标杆。2012年福田区政府在环境提升方面投入6亿元人民币，占福田区政府年度计划项目经费的40％，可谓是工作的重点。2013年福田区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突出“ ‘规划先导、空间优化’，大力提升城区发展的容量和品质”的任务，要求“坚持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优化城区生态环境和空间格局。”来“提升人居生活品质”。 那么，如何保障“提升城区品质”行动的高品质，保障“优化城区生态环境和空间格局”的高品质，则首先需要科学合理的实施机制作为基本保障。 案据 1、 新一届区人大代表从去年履职参加调研以来，屡屡发现可帮助项目提升改进之处，但往往因为项目已经处于实施某个阶段，生米快成熟饭，也只能得过且过，将就将就。所以代表间讨论较多的是，区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如何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众、专家的开放参与机制提前？如何在调研、计划、实施等环节建立高品质的参谋、评估、监督机制，来保证项目实施有最大的满意度和品质？ 2、在已经高起点建设的福田78.8平方公里土地上，哪些城市容量最有条件提升？哪些环境和格局最迫切需要优化？哪些城市品质最有待改进？这些都需要提前进行专业和规范的调研、评估、筛选。2012年区人大代表参与了解的一些项目中，在公园修建大型地下停车场（本来至少可以局部升起地面降低造价和管理营运成本）、给区里所有学校窗户贴遮阳膜（不分日照朝向）、给水围村提升环境（在环境优异的地方锦上添花），其必要性、紧迫性都可以有更公开的讨论。 3、福田区作为城市中心，一直是市、区两级政府投资建设重点，基础设施和城市品质皆为深圳各区之首。要在这样高的起点上再予提升，其难度更高，成效更难取得，甚至可能会是重复建设、弄巧成拙。这些年穿衣戴帽、环境提升、雕塑项目普遍展开，虽然起到城市面貌一新的效果，但是否达到延续城市记忆、达到环境与建筑设计乃至艺术上的提升、达到让更多市民方便使用和体验城市公共设施与空间，这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总结、评估与改进。 4、如果要求“坚持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那就更应该了解国际先进城市的经验与教训，在项目的立项、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都应该有更多的国际视野、国际研讨、国际征集方案。

土木再生2009年注册登记在深圳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二级分会时，就因为民政登记机关认为土木再生与学科名字有重合部分而不予受理，最后只好登记为“重建工作委员会”。这一次独立登记再次遭遇名字质疑，土木再生专员陈思羽来回穿梭解释，仍不能做通严格刻板的办事人员的工作，需要另外准备例如“土与木再生”、“睿土木”、甚至“土再木生”之类的备选名字。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眼看4年多的老字号要被迫画蛇添足颠三倒四，真是孰不可忍。于是特与陈思羽拟专文力争，最终获得通过。可喜可贺，特附录在此。 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 正在筹备的”深圳市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向贵局提交了《名称预核准申请书》，由于登记处对字号有一些疑问，特补充提交说明如下： 一、关于字号”土木再生”的来历：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激发了中国人关爱互助的精神并催生了很多民间社会团体。“土木再生”就是在深圳发起的以深圳、香港及台湾三地建筑、规划设计师为主的，致力于用设计知识支持灾后重建工作的专业志愿者联盟。成员包括职业建筑师、规划师、政府和企业管理人员、媒体人等多种专业人士。与一般的仅凭热情自上而下送设计进灾区的支援方式不同，”土木再生“的理念是”希望开展通过对震区传统的、当下的以及未来的城乡建设方式进行反思和探索，来推动一系列再生，包括：受灾环境的再生，家园、生活和希望的再生，适于当地的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的再生。“ 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土木再生”取得以下成果： ㈠ 配合深圳市政府对口支援龙南的任务，由”土木再生”联系招募捐助资金、”土木再生”组织的专业志愿者提供设计服务和技术支持，最终落成的9所学校，分别是：“甘肃文县东峪口小学”、“甘肃文县刘家坪小学”、“甘肃文县城关一小”、“甘肃文县哈南寨小学”、“朱园坝小学”、“甘肃豆坝幼儿园”、“成县苇子沟卓越狮子小学”、“文县丹堡卓越希望小学”、“文县玉垒乡卓越希望小学”。 ㈡ 协助当地村民自建工作营地，联合志愿者合力建造阪茂板房。

香蜜湖位于深圳中心地区，得名于1976年修建的水域达2平方公里的香茅水库。1981年由深圳市属企业特发集团与香港公司合作征地2.43平方公里，开发为旅游度假村和中国第一个主题公园，成为特区早期旅游项目“五湖四海”之一，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开始荒废，并自发转型为现在的美食乐园。由于香蜜湖片区位置适中，风景优美，仅有一些安置当年工程施工企业员工的普通宿舍，后来开发的商业住宅普遍定位高档。 有机会参加福田区人大组织的一些调研活动，了解了一些由社区组织的居民代表表达的意见与诉求，现记录如下： 新天国际、香蜜湖豪苑片区居民代表主要反映： 1、能否取消紧邻其小区的侨香路边加油站，因其油库早晚输油时汽油味道浓，存在安全隐患； 2、附近工地施工噪音太大，需要治理。侨香路偶有飚车现象，也希望治理； 3、能否在附近增加餐饮类商业； 4、能否增加公园广场等公共活动场地； 5、周边一些区间道路需要移交政府部门规范管理，与侨香路相交处应设置交通信号灯。 临香梅路西侧的香蜜湖家属楼小区居民代表的意见： 1、因为小区老旧，物业非低，管理松弛。希望能完善设施，特别是街道能否帮助安装闭路监控系统，严密治安管理； 2、家属楼前后为临时练车场，尾气噪音严重，能否搬迁？ 3、新闻路至深南路的香梅路段，过马路使用地铁的人流较多，能否修建人行桥？ 4、能否加快小区拆迁改造？ 5、从香梅路往区政府能否有直线公交方便居民出行办事？ 还有其他意见如： 大型犬只和流浪犬的管理；烧烤摆摊污染环境；社区老人活动空间不足；社区工作站、居委会员工待遇低等问题。

微博上忽然看到深圳夜景规划项目讨论，想起去年初，在设计促进中心已有正式批文但没正式挂牌之前，曾应主管领导要求，给大运会灯光工程写过一份意见书，之后市主管领导批转城管局灯光中心，有了进一步沟通和后来双年展开幕式灯光控制的小合作。现找出建议书，放到这里归档。 关于迎大运城市灯光夜景营造的建议 领导： 为迎接今年大运会召开，深圳正全力行动，全面提升城市市容环境。其中城市灯光工程是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市历年来不断投入和实践，取得不少成绩，同时也积累很多经验教训的领域。面对我市即将展开的新一轮灯光工程，刚成立的城市设计促进中心积极关注，为领导建言建策如下： 1、 灯光工程对于今日城市，不仅仅起到美化亮化作用，也是城市品位、便民措施、节能环保、新技术应用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要达到这些要素的综合平衡，灯光工程需要在美学设计、论证决策、政策法规等环节都要有更好的控制与改善。 2、 中国城市灯光工程近二十年在建筑上主要经历了勾勒建筑轮廓、泛光照射建筑外表、LED灯光变幻立面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变化主要体现了灯光照明技术的进步，但却是灯光表现建筑与城市的退步。因为泛光灯面对现代建筑平整光滑的立面，没有凹凸层次可以烘托，反而常因幕墙玻璃造成一些投射反射的光污染；LED灯更因为亮度和变化的炫目而喧宾夺主，将建筑与城市都反衬成了看不见的背景框架。最能表现现代城市商务繁忙、商业活跃、居住温馨的灯光方式，还是内透式。内透式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法规和能源优惠补贴方式，直接用室内灯光（北美城市通常做法）；另一种将LED等节能灯装于室内靠窗位置进行装饰投射。我市应该超越现有以灯光为主角的做法，将灯光工程上升到表现深圳现代建筑与城市生活的层面，多些采用内透式，与其它方式均衡配合，借灯光及其技术，艺术地表现深圳城市内在气质，以及建筑的内在活力。 3、 城市灯光与现代科技技术的结合，可以成为城市夜间公共艺术的重要形式。比如越来越多大型建筑灯光通过电脑控制，可以反映不同节日主题；建筑之间的灯光控制联动起来，可以变为城市灯光和音乐的大型汇演（比如大运期间，可以让运动员形象在不同建筑之间奔跑、跳跃）；建筑立面通过艺术投影，可以让建筑本身活动起来，产生各种变幻的艺术效果（如改变立面、开窗、阳台、开裂、变身…..）。增加灯光工程的艺术含量，实质上是增加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创意能力，这比单纯增加亮度和灯饰样式，更能反映“设计之都”的特色。

“土木再生”如何再生？ ——致“土木再生”全职岗位应聘者的一封信 各位应聘者， 感谢你们对加入“土木再生”产生兴趣。在双方真正做出决定前，我代表“土木再生”核心团队，希望就“土木再生”的发展、困境与挑战，先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 “土木再生”之背景 “土木再生”是受5.12四川大地震的触动，以及台湾912震后重建的“新校园运动”、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与邵族互为主体“协力造屋”的启发，由土木建筑界在深圳发起的，致力于灾后重建工作的一个社会民间团体。该社团联合起两岸三地的建筑、规划专业人士，同时也包括其他多种专业的社会服务人员。当年的行动纲领这样描述土木再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d0.html： “土木再生”集结以“土木”为代表的规划建设专业，为受灾地区提供的支援行动。这是一项以持续相当长时期来解决问题的社会实践工程，因而“土木再生”不是冲动和应景式的短期行为。 “土木再生”希望通过对本地传统的、当下的以及未来的土木建造方式的反思和探索，来推动一系列的再生，包括：受灾环境的再生，家园、生活和希望的再生，土木资源（包括废墟材料）和适于当地（包括羌、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建造方式的再生，以及“土木”专业自身的再生。因而“土木再生”不是一种外来和现成的规划建造方式的简单移植或者说入侵。 “土木再生”四年之成效 2008年9月11日，成都华林纸管房临时校舍落成，随着这一探索的成功实践，“土木再生”随即启动了“新校园计划”：“为希望而设计”——全国新校园设计竞赛，从中挑选出好的设计方案加以实施。四年来，“土木再生”帮助建成一所灾区临时学校（成都成华区华林纸板过渡校舍），组织了甘肃陇南地区6所新校园规划设计，建成了李家坪小学、丹堡小学、苇子沟学校三所小学和一所幼儿园，目前仍有哈南寨小学正在实施中。

很多人来回走过规划大厦首层，可能会总是纳闷大过道上那一堵灰色木块矮墙内、两顶绿色大阳伞下、若干忙碌身影占据的区域到底是个什么名堂；以这种临时搭建方式在政府规划机构里孵化生长的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也想通过自己的文字简报，来记录和分享这一新生机构的思路和脚步。 那是在冬天办的准生证，春天揭的牌，夏天集齐的人马，秋天来了，还游牧在不同的场地。这些起步的蹒跚和兴奋，起初想是否能每月一报？退而求之双月刊，然后期盼着能出季报也好。可冬天来了，新年过了，旧历年也过了，真的不好意思再拖了，只好将简报的文字收罗过来，换上年报的名号。 2011年，可以算是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的元年。但从酝酿筹划到呱呱坠地，却不止于怀胎十月。成立设计中心的念头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一个城市规划管理领导人的脑海中的呢？这要向当时还称作局长的王芃先生考证才行。2008年12月深圳“设计之都”头衔的意外获得，同年参观松山湖住宅产业研究基地触发对材料技术如何与设计链接的关注，以及深圳建筑设计招投标各种陋规的差强人意，估计都是催生设计中心的几粒酵母。最初启动的设计中心策划，征询了张永和、马清运的意见，以及都市实践刘晓都、南沙原创刘珩、局内设计张之扬的书面提案，并大约在2009年7月整理汇总出了策划草案。忙得自顾不暇的规划系统，中间又搁置策划案一年多。随着媒体、政府对创意文化进一步推波助澜，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大会2010年底在深圳的召开似乎也是一个推动的契机，正好静修回来短暂赋闲的我也可以被专职投入，于是设计中心筹建工作重新提上日程。即使最终只是取得同意在深圳公共艺术中心（深圳雕塑院）加挂城市设计促进职能，能说服编制部门支持规划管理系统增加这一全国没有先例的机构，也是一件大不易的事情。这中间，要感谢先后分管的许重光、薛峰两位局/委领导，参与筹建小组的设计处、秘书处、人事处、计财处等部门及成员，以及所有关心、帮助过设计中心筹建的各界人士。 因为在政府职能已十分强大、设计市场更是兴旺发达的当下，与城市相关的设计为何还要设一个中心来促进？这是很难让人理解并取得支持的事情。一位负责审理中心筹建申请的编办领导，在中心挂牌半年后，从自己学习建筑的儿子口中，了解到设计中心践行栖居设计提升城市环境质量的理念之后，打电话给我说似乎更多明白了设计中心的价值，并鼓励我们多做推广宣传。 如果要一句话说清楚设计中心是什么，我想说设计中心就是为了促进当今政府和市场都无暇顾及、却是人们及与自然万物之间和谐栖居所必须的设计技术的进步和提高。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需要设计中心相对地摆脱行政与市场压力，开放协作，整合资源。所以这一年设计中心在按照设想的职能在摸索：用来交流和会聚思想及实践案例的有唧喳的“酷茶会”、拦截大师的设计讲坛和动脑动手的工作坊；用来增强教育的有跨设计学院的筹建；用来促进行业竞争、交流与进步的有设计服务网及竞赛平台的搭建、“深圳奖”策划、设计促进会筹建；用来提升设计创新的有保障房竞赛和科技生态城项目的设计研究……我们尽量将自己的工作描述得简明有趣一些，希望能和大家分享设计与创意的乐趣。也期盼大家继续关注在四月天里来到人间、如今快满周岁的设计中心——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里脚是新的，它生长着。” 2012年3月10日 6ae8fd5ejw1drzqz42lxij.jpg

关于实施“公共艺术之区”，完善公共艺术投入与运作机制的议案（征求意见稿） 案由： 在国家加强文化建设、深圳荣膺“设计之都”的大背景下，福田区作为深圳中心与典范城区，提出“打造公共艺术之区”，应该通过完善和加强公共艺术投入与运作机制，从而在城市空间品质和公共参与上成为深圳创意文化的代表城区。 案据： 深圳三十年建设成就有目共睹，可以说是以深圳速度迅速搭起了一座粗装修城市。去年配合大运会所做的环境提升、穿衣戴帽、广告店招整改，包括福田区推行的50项城市雕塑计划，都可以看作深圳城市从速度到质量、从粗放建设到精装修、从重物质数量到重空间文化艺术品质的转型。要实现好这一转型，公共艺术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方法和途径。事实上去年底福田区第六次党代会也提出了“打造公共艺术之区”的口号，实施“福田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提升行动”，“完善公共文化产品采购制度，加大文化体制改革攻坚力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创新继续探索、先行先试，力争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 要实现“公共艺术之区”，加大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了解公共艺术的定义及其涉及的体制是什么？ 维基百科中文版强调了公共艺术的门类：“以各种媒材创作，且置放或附加于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例如人行道上的铜像，或是公园里的纪念碑。公共艺术也可包括公共空间里的各种艺术表现，例如建筑物；或是可以使用的物品与设施，如桌椅和路灯”。 互动百科强调了公共艺术设计的关键特征在于“公共”二字：“公共”大众、“公共”环境和“公共”社会，这是制约公共艺术设计的三大要素。“具有开放、公开特质的、由公众自由参与和认同的公共性空间称为公共空间，而公共艺术所指的正是这种公共开放空间中的艺术创作与相应的环境设计。” 中央美院副教授、著名当代艺术家邱志杰撰文“刷新我们的公共艺术概念”，对当前公共艺术做了非常中肯的剖析和建议，特此长篇引用，作为关于公共艺术最贴切的议案依据： 时至今日，大多数人对公共艺术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公共空间中的雕塑上面。各大艺术学院的公共艺术专业，也常常只是雕塑系的变种。我们对什么是公共艺术，什么是公共空间的概念，都亟待刷新。

关于发起“绿行福田”行动，建设步行/自行车优先环境的议案（草案） 案由： 当今城市空气质量受不断增长的汽车尾气污染而日趋恶化，福田区作为深圳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与典范城区，应该向国际先进成熟的城市看齐，在核心城区建设公交为主、慢行特别是步行优先的绿色交通网络，以“绿行福田”彰显宜居宜行的首善之区风范。 案据： 报载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认为，深圳PM2.5超标较为严重。PM2.5是指空气中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如机动车尾气、燃煤)、挥发性有机物等，大多含有有毒物质。按照世界卫生组织严格的空气质量准则值，健康空气中的PM2.5颗粒物年均浓度，应该低于10微克/立方米。如果超过这个值，人群中的总死亡率、心肺疾病的死亡率和肺癌的死亡率会显著增加。据2011年底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监测的数据显示，珠三角近一周的空气中PM2.5的浓度，最低时也是世卫组织最低标准的5倍多，最高时则达10倍。 随着各大城市2012年开始检测公布PM2.5值，这种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的大气微粒逐渐为大家所认识。从PM2.5作为主因的灰霾天气看，深圳1980年霾日数年均约6天，1990年猛增至80多天，2004年的灰霾天达到187天，占全年的一半多，2007年达到226天历史新高，接近全年三分之二。近年加大空气质量治理力度，2010年的灰霾天为115天，仍占全年三分之一，而且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总体变化不大。 机动车污染物已经成为城市空气质量特别是可吸入微粒PM2.5的主要污染源，据《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2010年度）》，汽车是机动车污染物总量的主要贡献者，其排放的CO和HC超过70%，NOx和PM超过90%。因此治理空气污染，首要是控制汽车特别是私人汽车的使用。 而深圳恰好是汽车密度最高的城市，目前在深圳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总量已超过200万辆，道路车辆密度已经突破330辆/公里，超过了国际上270辆/公里的警戒值。汽车保有密度也达到1000辆/平方公里，超越了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在内的其他内地城市。深圳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率为53%，距离香港的83%以及国际其它著名公交城市（东京、巴黎、伦敦、新加坡、首尔、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都有很大距离。再加上国人对汽车日常使用缺乏引导控制，开车频率甚至是依赖汽车的美国人的六倍（香港交通规划专家、香港和黄交通顾问有限公司主席黄良会的数据）城市交通特别是空气质量的恶化程度，也就可想而知。 越是城市中心地区，进入和通过的汽车流量越大，交通堵塞越严重，汽车尾气就越浓密并难以流通扩散，因此造成的空气污染就越严重。福田区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也是深圳文化、商务、商业、会展中心，以及深圳形象的代表所在。在面对汽车拥堵和尾气污染问题上，作为首善之区，福田区必须向先进城市看齐，拿出正确有效的应对办法，为深圳提供一个健康的、可步行从容体验的魅力城市中心。 以我们通常习惯的市中心道路交通要方便的观念相反，世界发达国家大都市的中心地区，都是限制至少是不鼓励小汽车进入。象深圳这样，在最核心的深南大道中心区路段，间隔不到600米依次有皇岗、彩田、金田、益田、新洲5座立交桥，是过去典型的汽车优先的现代主义规划的残留。战后的旧金山、纽约、波士顿、首尔，以及80-90年代的广州、上海都在市中心建过类似的高快速道路与立交桥，但也都或者由于有识之士的反对而没有实施（曼哈顿格林威治高速路），或者实施若干年后证明其危害与错误而不得不拆除（如旧金山1号码头边的双层高速路、波士顿市中心高速公路下埋的Big dig工程、首尔清溪川及汉江岸高架路、上海外滩延安路引桥等）。这些城市中心地区之所以纷纷拒绝、拆除或下埋高速/架路，是终于明白，较之于汽车的速度，城市中心地段的环境质量以及步行可达性、安全性与舒适性对于城市的使用和体验来说更为重要。步行优先成为新的城市价值观和衡量城市品质的标准。现在香港政府正在把一些三车道的路变成两车道，两车道的路变成一车道，空出来的路变成人行道，目的就是鼓励步行，提高私家车出行成本以减少使用率。

“一百万”保障房 设计竞赛策划草案 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确定2011-2015年全国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可容纳上亿人）。深圳自上而下分配下来的任务是同期建设保障房24万套（容纳超过80万人）——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紧迫同时尤其需要理性研究、积极寻找适宜对策从而减少失误和遗憾的任务。 “一百万”保障房计划则是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以下简称设计中心）接受深圳规土委建筑设计处保障房设计创新研究课题，经过 客观、系统而又艰苦的前期研究，提出的设计竞赛策划方案简称。方案全名为：一户·百姓·万人家（1unit100family10000resident）。 “一百万”的三个数字，代表了所有保障房规划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三个层次/尺度问题：“一”代表一套户型的具体设计，则如何为保障人群提供综合性价比最佳的基本居住单元；“百”代表解决保障房需求的资源整合策略，则如何将成千上万的保障房任务化整为零、以百户为单位消化在已有城市存量住房中或已有社区边角土地上；“万”代表万一出现的（“百”策略未能完全有效的情况下）万人保障社区的规划模式探索，特别是社区内保障人群低成本生活环境的规划建设。 本来这一课题最初只是一个保障房设计竞赛活动的组织工作，但设计中心“设计用来解决问题”的主张使得这项课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获得一些户型与建筑设计方案、或者仅是憧憬和试图复制柏林住宅展览的影响力上。我们将保障房整个链条被从头到尾梳理一遍，以便找出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真正的保障需求和房屋土地存量资源的善加利用、资金和房源的可持续性、低成本住房与生活环境的营造、国外低收入社区与住宅的经验教训……等等。 面对保障房乱麻中整理出的节点难题，设计如何能起到作用？什么样的竞赛题目能引导参与者真正系统思考和解决保障房问题？这成为更大的难题。我们曾一度为如何兼顾竞赛的专业性和政策设计的公众参与而纠结，也为竞赛基地位置和规模的选择如何能反映我们的研究立场和主张而头疼。通过召集政府相关机构、建筑师、开发商参与的多轮研讨和头脑风暴，终于找到了这个能兼顾规划设计与政策研究、城市策略与社区规划、用户需求与技术创新的竞赛题目，来动员和组织一次能真正促进保障房问题得到更加理性于系统解答的设计创新竞赛：“一百万”保障房。竞赛方案详述如下： 一户（1unit） 题目要求：根据调研资料（参见附件1或自我补充调研）中的保障人群对住房的具体需求和支付能力，分别自选单身、双人、三口之家、三代同堂之家设计或改造性价比最佳的户型。

保障房设计研究经过一些列的研讨\座谈\调研，开始从发散到保障房全过程转为聚焦全过程里最重要的问题，初步总结一下，我认为有以下六条： 1：关于已有房屋资源的充分利用： 据统计城镇人均住房现已30m2，深圳47m2。可见保障房不足及商品房价过高，非真正源于总体短缺与刚性需求，乃住房变投资增值工具导致的结构性失衡。 什么样的政策设计能使“屋者有其居”，也就是充分利用现有房屋资源（包括各类空置房、城中村甚至产业转移后的空置厂房）提供居住，从而更快达至“居者有其屋”？ 少盖房而同样能解决保障，如兵法之不战屈人之兵，乃上上策也！ 2：关于保障房资金及房源的可持续供应： 只售不租使得保障房可能成为个人套利工具且房源流失，但政府资金可以快速回笼；只租不售杜绝变现套利维持房源，但资金难以循环。 什么样的金融工具或政策设计能支持保障房资金可持续滚动? 如：将保障房按比例搭配给地产开发？保障房只能由政府回购不能上市流通？ 3：关于保障房的需求与标准分类

保障房无疑是中国当下热词。今年4月底挂牌成立的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接受深圳规土委委托，开展保障房设计创新研究，这无异于接过“烫芋”、趟入“浑水”。 Google一下保障房，有2.15亿条。最显赫的数字是，今年保障房开工要达1000万套，5年新建保障房3600万套。折算下来，需建25亿平方米房子，占地1千平方公里，投入5万亿人民币，容纳1.25亿人口。最多的疑问是：资金、土地和分配。 再Google一下保障房设计，有6.18千万条。头条报道北京5项提升保障房设计水平措施，其一是“定期组织参与保障性住房设计人员的建筑美学、建筑艺术专项培训，增强行业单位参与保障性住房设计的责任感”。仅接着另一篇文章可能解释了原因：“北京绝大多数保障房地理位置偏远，户型设计单一，交通不够便利、周边配套不健全的问题普遍存在。” 针对这沸沸扬扬大干快上的保障房，设计能做什么呢？设计中心5月份刚刚举办过的“人民的建筑”谢英俊建筑实践展览，给出一个“互为主体”的社会学/哲学上的启示，即是要追问设计的“他者”。讨论保障房设计，同样的问题是：保障房的住户是谁？他们在哪里？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已经入住的保障房和用户又存在哪些问题？ 要设计好“人民的”保障房，设计人员不仅仅是要培训所谓的美学、艺术和增强责任感，而且首要的是去寻找和调研人民用户，探索与人民用户沟通互动的方法。北京绝大多数保障房的问题, 其原因显然不是组织设计师美学艺术培训能解决的,而是应该寻找用户主体并与其互动的问题。 其次是重新审视现有的已经完全围绕商业房地产服务的设计专业知识和设计方法，回到为居者有其屋而设计的原点：中国设计界还能设计出让居者承担得起（affordable）的便宜房子吗？ 另外，快速实现居者有其屋固然是一个美好愿景，设计也要兼顾到“慢工出细活、萝卜快了不洗泥”这样的常识，才能实现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的转型。 最后，设计能为保障房做的，除了通过图纸上的设计来满足保障房的计划指标，还能否设计制度与政策，来更好地应对资金、土地、分配、用户需求、位置、交通、配套、户型、材料、绿色技术、设计标准等等问题，从而更直接有效地实现“居者有其屋”？ 因为据统计全国城镇人均建筑面积已达30平方米，深圳更是达到40平方米。还没出发，终点其实已在原点之中：人均角度地看，所有居者，原来已经宽裕地“有”其屋了。房尽其用，则居者有屋。是赶着5年内为1/5城镇人口快速设计建设增量新房，还是通过政策设计更有效地利用好已有存量房子，对于土地、能源、材料都尤其紧张且面临耕地保护与节能减排压力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值得慎重权衡的大设计问题。

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及其会员组织一直需要一个名字或一个解释,例如这里的城市设计与通常的城市设计有何区别,为什么要搞中心,又为什么要搞联盟。上一稿“人居环境设计联盟倡议书”没写好，这稿宣言也是个大杂烩。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观点主张，供大家了解、支持或拍砖批评，所以也就斗胆以宣言的方式出街了。 跨设计联盟宣言 两年前，一个“设计之都”头衔幸运地降落到深圳头上。深圳设计界为之欢欣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加入这一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的机遇、差距和挑战。 近二十年来，气候变暖的幽灵，徘徊在全球上空。人类对自然予取予求的消耗及增长也终于看到了极限。可持续发展成为普遍共识，也成为设计面临的最大挑战。 作为最年轻、人均资源最有限同时资源消耗速度最快的“设计之都”，设计的责任，就是帮助城市，应对人类共同的、现而今对深圳尤其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深圳设计也只有直面我们生存发展的困境与挑战，才能抓住机遇，缩小差距，不断得到提升超越，成为名副其实的“设计之都”之设计——即通过设计来改善都市栖居环境，并用最宜居最可持续的都市空间来佐证设计的功效。 这种面向人居环境质量的设计，与城市规划、交通、市政环境工程、景观与建筑等等专业有关，但又不是这些专业的简单相加，而是需要专业的交互、整合，我们称这种设计为“跨设计”（Inter-Design），“公共设计”（Public Design）或者“栖居设计”（Habitat Design）。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希腊学者道萨迪斯（ C.A.Doxiadis ）针对当时的城市化、环境恶化、城市概念认识的简单化，以及现代科学过度专业化所导致的各方研究的缺少关联，提出建立以人类聚居环境为完整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人类聚居学（ Ekistics ）。这一设想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进一步催生出“人居环境学”（ Science of Hunan Settlements ）。九十年代，吴良镛院士在中国倡导人居环境科学并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努力探索交叉的多学科群组，来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跨专业的“栖居设计”是以上学科理念在设计实践上的延续，也是推动中国城市建设从以车为本、进步到以人为本、再进步到以生态为本、人与万物要栖居共生的设计主张。

中秋前夕约曾在哈佛认识的几位同学朋友小聚。阿潘能侃，将一同穿越美国的经历说得津津有味，让已经回到深圳平淡下来的我重新意识到，离开美国前的驾车旅行原来这么有趣。所以拖拖拉拉，也把这趟行程给回忆记录一下。 一开始的计划并不是驾车旅行，因为美国太大了，要跨越的一些中部地区太过平坦单调，我的腰又不能久坐，不如飞机来得集中高效。计划的目的地大概两类，一是黄石、大峡谷这样的名山大川，一是城市体验。相对而言，我对美国南方的一些老城市如萨凡纳、查尔斯顿之类更感兴趣。 班里的Fellow也即伙计们都热心地帮我参谋路线推荐景点，特别是国家公园系统的Michael走南闯北地方最熟，给我们建议了一个山区大三角路线：盐湖城/大提坦/黄石——丹佛/圣达菲/陶斯—拉斯维加斯/大峡谷/锡安。 当我们兴冲冲准备订旅馆时，才发现黄石、大峡谷在暑假旺季根本订不上房间，甚至深入谷底的毛驴坐骑都要提前一年来订。看来只好考虑野营了，准备和我们一道走的深圳老乡学军有在美国野营的经验，说也能借到一些帐篷用具。但是选择野营遭遇的难题是，美国国内航班行李限制苛刻、托运费用昂贵，那些大包小包只能是自驾车才方便。如果选择从波士顿租车去这个大三角地区，美国大陆从东到西，也就剩下1/5的路程就能到达西海岸，何不实现“穿越美国”？车到西岸，虽然能异地还车，毕竟很贵，而且一路的辎重包袱也不能说甩就甩了……所以还得是一个来回的穿越！地图上指点美国江山的结果，最终导致“老夫聊发少年狂”。当我把修改的行程：从波士顿途径大瀑布底特律芝加哥丹佛黄石盐湖城大峡谷拉斯维加斯圣地亚哥凤凰城圣达菲休斯敦新奥尔良亚特兰大萨凡纳查尔斯顿纽约再回波士顿——发给还在热心帮我订酒店的Michael时，他说很好，你还应该加上迈阿密——他以为我是逗他玩呢！ 我们在准备野营装备也碰到了麻烦，好在洛厄尔工业遗产王国的Michael陛下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特地从他的谷仓捎来了全副的装备，锅碗瓢盆炉灯椅凳，一应俱全。通过网络和实地的反复比选，从Budget租了辆雪佛莱的Impala黑斑羚，七百多美元，24天，没有保险。尽管没有更省油的日本车，这辆车有车载紧急求救电话，这对准备穿越沙漠地区担心T-Mobile手机没有信号的我们，也算聊胜于无吧。临走前办了个AAA的会员，拿了一路的免费地图，再采办了各式中美食品。到凌晨才将这辆full site坐骑满满当当地装载好。

祝各位兔年吉祥！新春愉快！ 手头找不到兔子照片，只好拿去年在美国剑桥的这只肥松鼠来给大家拱手拜年。正面看，拉长耳朵后和兔子也差不多了。 这张是替设计中心发的贺卡，logo算是临时的。提前意思哈，替设计中心做做促进推广工作。

1、 问：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是什么东东？ 答：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以下简称“设计中心”）是由深圳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规土委）发起、经深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0年12月16日批准（深编[2010]66号），在深圳公共艺术中心加挂牌子、履行“城市设计创新的推广促进工作”职责的机构。 作为事业机构的一种改革探索，设计中心将是规土委直接领导下相对独立运作的公共非赢利机构。其宗旨是整合政府、产业和商业资源，建立深圳城市系统设计思想库，提供设计交流、培训和推广等方面的服务，促进深圳城市空间环境系统设计质量的全面提升，同时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和设计创意产业的提升。 2、 问：为什么叫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和其它设计是什么关系？ 答：这里的城市设计，并非通常狭义的Urban Design, 而是特指所有与我们的城市栖居环境质量相关的设计学科间系统的交叉与整合，这些设计学科包括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交通市政设施设计、环境与景观设计……等等。将这些相互交叉但目前也相对独立、缺乏交融的学科领域加以系统整合，使得我们可以更加系统地面对、设计和建设我们的城市栖居环境。 所以这里的城市设计，是一种以物质空间环境为整体对象的设计，或可称之为栖居环境设计、公共设计、跨设计。这里的城市一词，不同于通常仅作为人类聚居表象的城市概念，已经扩充到栖居环境或建成环境的系统范畴，包含了Habitat, Human Settlement, Built Environment, Ekistics等层面的意思。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目前暂时的英文翻译是: Shenzhen Center for Habitat Design。准确的英文翻译，还在琢磨之中，也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广为赐教。 3、 问：为什么要搞这个设计中心？

深圳设计中心的念头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规划管理部门头儿的头脑中的,要考据起来，在这个以发展变化速度著称的城市，恐怕已不太容易。2008年12月份“设计之都”头衔的意外获得；以及随后对万科住宅产业研究基地参观的触动；包括深圳建筑设计招投标新规定及其效果的差强人意，估计都是催生设计中心的酵母之一。随后按领导要求启动的“设计中心”策划，征询了张永和、马清运的意见，汇集了都市实践（刘晓都）、南沙原创（刘珩）、局内设计（张之扬）的提案，并由张之扬于2009年7月整理汇总成策划草案。 草案中的设计中心，包括了教育、科研、展示、交流、普及等职能，实在是现有政府机构职能和体制难以全部覆盖和支持。领导听取汇报时，提出引进社会资源合作甚至由企业直接参与运作的可能性。这一下子把体制的窗纸捅破，让我感受到了设计中心未来道路的光亮。我直接的反应就是，如果将这个策划草案的运营模式完善之后，就应该去向企业路演和招募了。 2009年8月我有幸离开繁忙的公务到海外静修，也带着进一步为设计中心寻找创办思路及合作资源的任务，与哈佛设计学院、麻省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们洽谈了合作的可能性，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参加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组织运作的研讨。这一年的经历，使我对在政府和市场这二元角色之间创办一个公共非赢利机构的兴趣与信念越来越强烈。正好回来后设计中心也等着人去推动筹建，所以我荣幸地继续参与进来，并在原策划草案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分布筹建设计中心与设计大学的策略。 继深圳2008年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设计之都”头衔，上海也于2010年获得这一称号，而北京也不甘落后，正在积极申请之中。参与深圳申请“设计之都”并任深圳创意文化中心负责人的新闻工作者金敏华敏锐地觉察到北京、上海在扶持设计上的力度和措施，于2010年6月写了“北京申报‘设计之都’提升计划措施值得深圳借鉴”的内参。内参得到深圳最高领导的批示，要求深圳规划部门主管领导研究如何“在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进一步张扬设计理念”。响应这一指示，深圳规划主管部门于11月初向市政府递交了“关于筹建深圳设计中心\设计大学的请示”，并立即得到主管市领导的批示支持。 这份请示希望设计中心在12月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网络城市国际大会在深圳召开之时挂牌，并计划同时开通“设计服务网站”和成立设计中心的会员组织“人居环境设计联盟”。虽然得到主管市领导支持，但由政府牵头成立的机构，最终需要获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的批准。在已有文化创意办公室在宣传部与报业集团内部负责统筹和对接“设计之都”、各设计行业也有相应协会学会的情况下，费了口舌、酒水和书面补充文字，都很难向编制委员会经办人员解释清楚，规划部门为什么要牵头设立这样一个设计中心？尤其他们有遏制机构膨胀的职责，尤其规划部门也已经有了公共艺术中心这样类似的机构。 2010年12月中旬编办最终批复同意成立“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除了在名字上增加了“城市”与“促进”的界定，还要求在编制人员不变的前提下，将此机构及职能加挂在公共艺术中心。这虽然与预期有差距，终归是一大可喜可贺的进展。通过内部讨论，规划部门通过设置设计中心领导小组的方式，将设计中心的运作与公共艺术中心相对分开，置于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之下。 有了批复、刻了公章，就等着筹集资金、物色场地、招兵买马，然后好挂牌开张了。如此同时，服务网站已经开通测试；设计中心logo设计征集准备成为设计服务网站操练的第一单；设计中心的英文名字也在广泛征集意见中；会员组织从名字到倡议书撰写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今年的第一个展览、演讲、培训、研究，都在酝酿中…… 一步一关，万事开头难。希望设计中心的每一小步，都能促进深圳设计的一点点进步。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在新浪博客安家，您的博客地址是：http://blog.sina.com.cn/u/1920314794您可以用文字、图片、视频记录和展示最真实的自我，与网友交流，与线上好友聊天，还能通过手机发表博文和上传图片，随时随地记录心情和身边趣闻。我们为您提供了丰富的炫酷模板来装点您在网上的家园，强大的音乐播放功能更能陪伴您的网络生活。准备好了吗？现在就开始精彩的博客之旅！ 温馨提示：只需一步您就可以把现有MSN SPACES、搜狐或网易的博客内容备份到新浪，现在就去搬家绑定手机博客，只要您的手机可以上网，就可以第一时间浏览他人的博客或者更新您自己的博客，您用手机更新的博客可以同时显示在互联网上这样做您的博客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装饰个性博客，看看如何换上炫酷模板？完善个人资料，上传靓照当头像随便逛逛，点击屏幕右上方的随便逛逛，看看邻居的观点，留下您的宝贵评论还想了解更多，欢迎去帮助中心找答案。也可以到博客首页浏览大事小情。 新浪官博

人居环境设计联盟倡议书 两年前，一个“设计之都”的头衔幸运地降落到深圳头上。深圳设计界为之欢欣，也应清醒认识到其间的差距。 城市、建筑、交通市政设施、环境与景观的设计，在“设计之都”的组成元素中，属于以我们的人居空间环境为对象的设计门类，其成果直接影响到城市公共空间环境的水平与质量，可统称作是“大设计”、“公共设计”或者“人居环境设计”。中国城市近三十年高速发展，成就骄人。其空间环境的水平质量，作为使用者的市民，有目共睹。总体而言，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还是不高，也就意味着这些人居环境的诸专业，有待改进的地方甚多。 城市规划设计者，习惯按本专业的传统学科理论和行业惯例来工作，作图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漂亮。但绿色、可持续等科学发展观的趋势，要求他们的工作要纳入更多的水文地理、地质工程、环境物理学科知识；要求他们要知道道路的布置如何更利于通风和方便行人；一栋高层办公楼节约经济的用地规模应该是多少、建筑师遵循城市设计条件和自我创造发挥之间的边界在哪里……人居环境的系统性，要求当下的城市规划设计者必须与市政、环境、建筑等专业的设计师工程师有更好的互动和交流。 建筑师普遍的形式创作训练和欲望，限制了这一古老专业在解决当今人居空间环境问题中担当主导角色。建筑师如果不能主动地研究城市问题、关注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掌握建筑生态技术、参与建筑工业化进程、了解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应用，那么建筑学就会萎缩为少数时尚精英玩弄标志性式样的把戏。 专业分工的日趋详细，使得道路交通等市政设施的规划设计日益独立甚至先行于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高快速路与高架桥立交桥粗暴地割裂城市和景观资源；自行车与行人出行越来越艰难甚至于无路可走；挡土墙给自然地形留下伤疤一样的切口；工业码头、污水处理厂和地铁车辆段占用城市宝贵的滨水资源；纯工程化的河道治理降低人们的亲水机会；变电站、垃圾站和公厕总是被破罐子破摔而得不到足够平等的设计…… 湿地降解池、垃圾场、污水厂以及水厂能否当成公园或广场来设计？而公园、街头绿地、花坛围边、灯杆、路牙能否避免过度的设计和铺陈？广告招牌、地下出入口、风亭、岗亭能否主动自觉地成为景观与建筑设计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市政工程师、景观建筑师与建筑师应该相互换位思考的问题。 以上人居环境设计专业的各自为政相互分离，实际上是把有机整体的人居空间环境人为分解、独立设计而缺乏系统间的相互协调和融合。假设上帝造人时也是这样分别设计制造各系统与器官，再将其拼装起来，那人类的笨拙和丑陋，将一如我们今日的城市。如果说将各个人居环境设计专业的独立成果拼装成一个城市/木桶，决定这一城市/木桶有效价值或者说整体水平的，不是最长而是最短的专业/木板。在这一人居环境系统上，各专业的努力，无法一荣皆荣，却会一损皆损，因为衡量设计价值的标准，不能再继续局限于各设计专业自身传统的审美或技术标准，而应该放到建成环境的整体效益、以及人的使用感受上来。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发表吴良镛先生起草的《北京宣言》，提出将城市规划、建筑与景观设计整合发展成“广义建筑学”，来共同应对人居空间环境给各专业的挑战。在全球气候变暖、可持续发展日益迫切的今天，人居环境设计联盟的提出与建立，正是对人居空间环境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的一种响应与行动。 人居环境设计的联合，不仅仅是各个设计专业的联合，还应该是与设计链条上的政策制度、技术材料以及地产产品研发创新者的联合。深圳在强大制造业基础上，正朝创新与创意经济转型。设计应该也必须成为这一转型的催化剂和加速器。通过联合的设计创新，借助深圳多年来先行先试的优势，可以设计更有针对性的制度政策，营造更适宜的设计创新环境；通过联合的设计创新，能促使目前主要面向欧美为主的太阳能光伏产品，也成为本地建筑师熟悉和流行的新型建材；通过联合的设计创新，将让本地过剩的集装箱生产能力，迅速拓展到建筑工业化产品化的领域；通过联合的设计创新，将使国内领先的深圳地产界研发力量，更快地解决住宅产品的系统创新和推广应用；通过联合的设计创新，还可以让深圳玻璃与钢结构的生产安装，达到与建筑设计更加完美结合的新境界…… 正是“设计之都”对城市空间品质提出的新期望，以及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深圳规划设计主管部门推动成立了深圳城市设计中心。依托设计中心这一平台建立运作的人居环境设计联盟，将是政府、企业、专家、各设计研发机构、以及设计链条上下游间进行信息交流、资源整合、协作创新的会员组织。联盟将通过举办论坛研讨、竞赛评奖、设计工作坊、展会、网站、培训考察等多种形式，了解成员机构的创新需求，促进各设计专业间的协作，推广成员机构创新研发成果，并致力于相关政策法规环境的改善。

《城市中国》2007年17期约稿 多些规则，少些规划 规划、改变规划和非规划 自1992年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以来，中国城市规划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增长期。如果所有的城市规划成果能像拜年短讯那样可以累加统计，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海量数字；如果将这些规划文本车载斗量，或将这些规划图纸模型加以集中展示，也都将是一项吉尼斯奇观，或者是一件令人震撼的双年展作品。这一行业的经济总量倒是可以设法统计，但在这庞大的人力财力投入之后，规划的成效则是难以但却更值得评价的一件事情。 就以城市规划成绩而获得世界建筑师大会荣誉提名的深圳来说，客观面对城市发展的现实与规划指标的差距——如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发大大超出预期(1996年总体规划预期2000年人口规模400万，建设用地420平方公里；2010年人口规模430万人，建设用地480万平方公里。而买际上目前人口已达1200万，建设用地已达660平方公里)、合法用地只占43％、违章建筑比例高达半数、将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城中村一一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深圳有将近一半并不是通过规划建成的。这说明一个问题，在当下的土地为首的一系列制度之下，规划的全面覆盖本身就做不到，规划预测也总是与实际不相符，规划的成效其实有限。 即使规划能够覆盖和实施的地区，其实际效果，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有简·雅各布斯～针见血的评价。就拿现在的人来说，要在巴黎、伦敦、北京、上海的新旧城之间作观光或生活的选择，相比较而言应该还是老旧的受欢迎得多。也不是说那些旧城就没有规划，但那肯定不是现代主义以来的那种规划，而是设计+规则（如风俗、习惯、气候、材料、技术等形成的限制规则）的结果。 再比如深圳，拿经过严格规划建设的香蜜湖地区与改变规划用途的上步区\车公庙\八卦岭，以及自发建设的城中村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严格规划并实施的地区，马路宽阔、绿化茂密、小区封闭、建筑疏朗，有很好的视觉效果。但只要你不是居住工作在此并依靠汽车出行，这样的环境基本与你与行人无关。体现了一种郊外住区的反城市特征．以及超人尺度。而自发建设及改变规划用途的城中村及工业区，总是呈现出一种丰富多样、开放共享的城市活力。深圳超过一半的城市生活，正是发生在这些没有规划或改变规划的地区。而且来得更加平民、多元、精彩，成为体现深圳城市特色的代表。这样的现象，古今中外的城市，概莫能外。 规划的实质 规划为什么总是没有非规划有活力并且总是需要修改呢？这需要回溯规划的本源。 规划planning，原本就是计划。现在中国的计划部门都改名叫发展改革部门，“十一五计划”二婴也改叫“十一五规划”。似乎计划经济正在从字眼上被消除。将“计划”改为“规划”，而不是将“规划”改为“计划”，其潜台词应该是：“规划”是科学，“计划”是应该消除的旧体制残余。

半夜一点独自走上寂静但还亮着灯光的Mt. Auburn街头，将折腾半天写给佛吉尼亚州Wytheville地方法院的信投入信箱,离开前的最后一个事项算是完成。收拾好行当，明早就得离开了。 今晚的阁楼，一如去年8月19日晚的阁楼的闷热。不同的是心情：去年是新奇，现在是一些不舍。剑桥就是这么一个容易让人熟悉和怀念的小镇。二月份过节回来，亲切的是剑桥公地的雪地枯树；五月份从伊斯坦布尔回来，亲切的是查尔斯河的晚风；七月份穿越美国回来，连哈佛广场及街头上的艺人和乞丐都觉得亲切了。 好多人问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逐渐集中到一个答案：行走。剑桥是一个可以行走的小镇，有很多系统和具体而微的措施来保证行走的优先和便利。剑桥也逐渐让我回复了行走的机能，从每走五分钟一歇到从波士顿走回来。剑桥也让我通过行走，重新接触植物、季节或者说自然界，体会到一个城市如何可以与自然生态发生关系。 亲身体会的知识最有说服力。landscape/ecology Urbanism在GSD正当其时，研讨、讲座、课程都在众说纷纭。我无法想象一个更加生态和可持续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但至少应该像剑桥一样，可以通过日常步行就能接触到自然生态。 我甚至很白痴地想,剑桥是不是可以在中国复制？就像波特菲诺、圣莫里斯或者橘郡被中国地产山寨一样？ 以上是我离开剑桥前一晚写下的文字。一转眼回到深圳，至今已是9月。遥想远方的时光，恍惚是一场梦，似乎没有真的经历过。但生活十几年的深圳，也变得陌生和异常的喧闹和混乱。我想跟在剑桥一样到处走动，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逆行在烈日的立交桥上，迎面的车辆司机一定会暗骂乡下人不懂规则不识死活。空气也粘稠沉闷得多，只有在公园里，才敢深深的舒上一口气。回来后口福倒是可以放开享受，但过多的茶酒常常令我失眠，肚子也已有些适应不了中菜的油重味辣。有一段时间，甚至疙瘩丛生、瘙痒难耐，嗓子嘶哑、几至失声，呈现出水土不服的症状来。 我终于明白，城市与身体之间，有想象不到的更加敏感和直接的联系，这是我过去年轻时无法体会的。 最要紧的是，校园方一年，深圳已数变——不但城里又冒出很多没见过的高楼，连特区的界限也变了。我所在的规划部门变了，上上下下领导人员变了。甩手游走久了的我，还能回到过去的工作状态吗？虽然我不再想陷入过去的超负荷运转，但也需要一些刺激或启动，来摆脱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低迷。

没有时间写东西，当下都变成了过去，新鲜经历都褪变成了回忆。 但愿那些风干的葡萄，能发酵出一点酒香来。 暂且先将五月的伊斯坦布尔调研洋片拉一拉。 http://picasaweb.google.com/118179840733478263286/LoebsInIstanbul2010 http://picasaweb.google.com/118179840733478263286/1005IstanbulPeople# http://picasaweb.google.com/118179840733478263286/1005IstanbulHistoryCulture# http://picasaweb.google.com/118179840733478263286/1005IstanbulContemporaryArt# http://picasaweb.google.com/118179840733478263286/1005IstanbulCityscape# http://picasaweb.google.com/118179840733478263286/HousingInIstanbul#

这周是哈佛的春假。在肆虐好几天的春雨之后，波士顿阳光明媚。走在熏熏的暖风里，我不但相信新英格兰的春天是真正到了，甚至看到夏天也按耐不住出现在很多人的清凉穿着上。草地、街上、店前，都坐满晒日头的人，更不用说在查尔斯河边络绎不绝跑步和骑车的人，甚至有人在河里划艇了。“就在几天内，像爆炸一样，季节就变了。”一位坐在长椅上享受阳光的哥们对我说。他旁边放着背包，挂着毛巾，看起来像个无家可归者。但聊起城市和旅行，甚至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建筑，却头头是道。 剑桥的麻雀和松鼠恐怕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你不能随便小看街边的任何人。我碰到举着纸牌在阳光下讨钱的David，于是邀请他一起吃越南米粉。别看老头现在是打些短工的大厨，聊起玛雅人日历的2012预言，天文地理知识也是一套一套的。 巴掌大的哈佛广场，阳光下或坐或躺着一帮牛怪蛇神，还有两个哥们打着赤膊在踢毽子。一个黑哥们舌头打结地对我说：“一半的人都失去控制了。”我听不明白，问怎么回事。他说自己醉了，同伴也醉了，然后又去跟其他人搭讪。这些街头混混也看不出什么恶意，但还是没必要在他们旁边逗留太久。 后来才知道，这天是来自爱尔兰的St.Parick节，连小学都放假，加上这样的阳光，人怎么会不醉？！

又到渥太华，上次是圣诞节，这次是春节，同样的窗外景色，同样的冰天雪地。 这边初一早上，忽然想活动一下筋骨，也顺便为寄居的人家做点事情，意思意思，于是出去铲雪。木板平台和凉亭上的雪都很薄，想是经常得到清理，所以铲起来很轻松。篮球场大小的院子，一个冬天的积雪，老厚老厚的，铲子只能推出浅浅的划痕。我铲出三横一撇一捺，再加一日，变成一春字，趟在雪地上。 这个不到一百平方米的春天信息，也许谷歌地球的卫星能看到。美国人从德国那里传来一习俗，每年2月2日到宾州一小镇向一只土拨鼠探听春天信息。如果那只名叫菲尔的啮齿类动物被抱出来而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就意味着春天早来，反之迟来。据说今年因为菲尔看到了日影，春天会晚到六周。但纽约人却信奉自己的土拨鼠气象员查克，它预告的是早春消息。查克去年还咬伤了纽约市长彭博的手指，害得彭博今年抱出查克探听消息时只好戴着不怕咬的厚手套。 2月2日和冬至相近，中国倒也有根据冬至阴晴和春节天气正好相反的说法，似乎和土拨鼠的预告原理类似。 春天远也好近也好，在纬度较高的北美，世界都是那么洁白宁静。而在人到中年之后，时光就更是如白驹过隙，过得飞快了。 好在今年北美暖冬，没怎么挨冻。不知道是否是全球变暖，还是因为冷热不均，寒流今年留在了华北。 得到GSD中国学生广泛支持的双年展专题展下周开幕，我特地和同学们合作，按深圳双年展的像素识别系统设计了红色logo和海报，菱形剪纸将从设计学院的将从玻璃门贴到各个角落，也给GSD带来一些中国春天的气息。

今天在渥太华看了3d版《阿凡达》，被卡梅隆创造的世界所震撼！关于这部电影的视觉效果，我只想说的是，电影这门蒙太奇的影像艺术，从此不再是虚幻地呈现真实世界，而是真实地呈现虚幻世界。 庄生晓梦迷蝴蝶。不知为什么，看完电影后李商隐的这一句老是浮现和萦绕。梦幻和现实，既已无界相通，更难区分真假优劣。 对《Avatar》来说，中文译名相当蹩脚。随便直译为化身、附体或者灵通，都能更好传达电影名字及其内容。实在要音译，不如叫个什么阿弥陀或阿韦陀，还能体现一点这个词的印度来源和悲悯、拯救和守护之情怀。 一周多前从深圳来加拿大的航班上，平素少看电影的我，碰巧还看了一部《第9区》。这部低成本制作的科幻片倒是可以和5亿美元成本的《Avatar》放在一起来看，都是一反过去外星人或强悍危险或精怪可爱的俗套，讲述起人类欺负外星人的故事，来突出人性的傲慢和贪婪。 再把2009年的第三部科幻片《2012》放在一起看的话，三部片实际讲了三个动迁故事。首先是落难到地球上的外星人被人类暴力拆迁（《第9区》），然后太空世外桃源的生灵被人类暴力拆迁（《Avatar》），最后人类也被不堪使用的地球逼着动迁（《2012》）。 考虑到这一年拆迁死人之事频发，拆迁条例终于在考虑废止，这三部电影似乎是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某种影射。再考虑到这一年哥本哈根会议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周折，这三部电影似乎又是关于人类掠夺式发展不可持续的某种影射。

Loeb Fellow每学期都有一次旅行。秋季的十月去的是美国南方伯明翰，既是考察美国城市，也是一次历届Loeb Fellow的聚会。春季的国外旅行就更纯粹和郑重其事一些。为了避免对专业考察的影响，春季旅行不允许或者说不鼓励家属随行。要去的目的地，取决于Loeb Fellow已有的关系资源，以及当届成员的选择。 夏天刚到剑桥时，辅导员Jim就介绍了春季旅行的三个候选城市供我们选择：温哥华、阿姆斯特丹和伊斯坦布尔，后来又时不时发三个城市的补充材料供我们参考。到了十月下旬就是决策的时候。 第一周Jim先和我们讨论要关注的课题，各人说了各自的考察兴趣点：发展商Neal关注穷人的居住问题；景观建筑师Julie想知道城市的食物来源；建筑师Peter要了解代表性建筑；前市长Jose关心城市决策；规划师Gil侧重大都会协调情况；艺术咨询Dona对历史文化感兴趣；国家历史公园管理者Micheal好奇每个城市如何述说自己的故事；我则对城市形态的形成以及规划师的角色作用比较在意。Jim将大家的关注点一一记在纸上，回去整理成十几条要点发给我们。 第二周Gil把三个候选城市及新推荐的巴塞罗那按大家关注的要点一一作出评估列表，给大家作决策参考。其中伊斯坦布尔的未知项最多，我说基本上未知项的多少就是这个城市的候选分数，因为我们出行的目的就是去探索未知。第一轮投票，温哥华和阿姆斯特丹出局。剩下伊斯坦布尔和巴塞罗那，因为上周缺席的人提出对巴塞罗那新增为候选城市缺乏了解，Jim决定将最终投票推迟一周以便让大家有更充分的熟悉和酝酿。 到第三周投票前，黑马巴塞罗那的有关信息被更多地转发。政治家Jose正好这周去墨西哥开会错过投票，给大家发邮件说两个候选城市他都喜欢，怎么投票结果他都接受，又补充说自己可不是在搞政治平衡。Jim显然有经验，第一轮要大家将自己的愿望按100制分投给两个候选城市，骑墙派Jose自然是50对50。Gil几个提出增加巴塞罗那做候选，是当然的挺“巴（塞罗那）”派，我仍是按90对10来首选我没去过也难得一去的伊斯坦布尔。最后统计，585对415，还是挺“伊”的多。Jim又让我们两者选其一地再投一轮，结果还是伊斯坦布尔胜出。 经过多轮讨论和三轮投票，春季旅行目的地终于确定下来。东罗马、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突厥、奥斯曼帝国、苏丹……那些遥远的历史和地理名词等待着我们探索。大家分工收集各方面资料，包括波士顿的土耳基人协会都成了我们收集信息的对象。

在离开波士顿往西的飞机上，实在没事做，就打开电脑写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来剑桥本来指望能休息、改进语言、写点东西。但快四个月了，这三项目标实现得都有问题。来到地球这边，好像时间变快了，体能和智商变差了。纵使经历和感受丰富，却老提不起精神来记录。去年在这里的上海Fellow王林电邮说，想通过我的现场感受来重温这边的美好记忆。呵呵！多么绚烂的秋季学期，已经在肃杀寒风中结束！我也只有借助相机里的记录，才能回忆起一些有趣的事情。 记得到达剑桥的第一个白天，巴西前市长Jose同学和太太Ines带我们穿行于哈佛老院，到设计学院和外办等部门办各种手续。到中午肚子饿了，为了感谢Jose前晚雪中送炭送来的面包果汁以及这天的辛勤导览，我想把剑桥的第一顿午饭用来答谢Jose，并请他指定一家好馆子。Jose带我们进了Bratle街和教堂街拐角的一家商店，店堂中间大台一格一格盛着一些食物。已经快40小时没正经吃饭的我（所谓正经吃饭对我来说至少一碗米饭加荤素各一），也就不挑剔了，占好还比较满员的座位，抄起盘子，什么滋味的都装一些，然后就胡吃海塞起来。店里座位不多，Jose他们没有和我们坐一块，食物拿得少，很快就吃好了。等我们把甜点水果也吃了，就问Jose如何买单。Jose大吃一惊，说你们还没买单？这里是先买再吃，按自己挑选的食物种类数量到柜台交钱。啊呃——我以为这里是自助餐呢！得了！现在胡吃海塞的证据也没了，怎么算钱？又如何用我们磕磕巴巴的英语向店家解释我们吃霸王餐的尴尬呢？还是Jose帮我们，带我到柜台，跟收银小姐做了说明，并建议我们一家三口该付的钱，参考他和太太付过的数量：7块刀拉。小姐嫣然一笑，什么都没问就同意了。出得店来，我们狂笑和吁嘘不已：美国人民不远万里，出机票给住处还付津贴地把我们请过来，结果第一顿饭还要多吃多占美国人民的，多丢人哪！

在剑桥的日子过得像小沈阳的概括：眼睛一睁一闭，啊哼，一天过去了。眼睛再一睁一闭，啊哼，仨月过去了。其实活动多得很，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是语言一有障碍，效率和智力都变得低下，大脑就会懵懂恍惚，记忆就会隐约苍白，时光也就显得像婴儿期那么短促了。才10月底，便是Hallween鬼节，刻南瓜，做面具，人心就有些浮动。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就到了美国独有的家庭大节感恩节，秋季学期末也就到了。 换了几种姿势，坐着腰疼、躺着头晕、趴着腿酸、仰着脖子僵，都没找到理想的看书敲字状态。一个北工大在GSD访问的学者告诉我，他已经把图书馆的多少书看过了——一两百页的英文书，一两个小时也就看完了。听得我目瞪口呆，一愣一愣的，暗自惭愧！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城市发展政策、规划与环境法规、重新定义城市设计、城市网格、波士顿移民史，几门课的阅读进度，于我就像兔子与乌龟的赛跑，指望靠打盹的机会赶上来是不可能的——尤其现在爱打盹的不是兔子，而是我，沾着英文的声儿影儿就发困。图书馆的书库现在连艳羡的份儿都不敢了。没办法，后宫虽然三千佳丽，可我只是那个太监哪！ 我嫌书的字印得小，老查生字也不方便，就扫描翻拍一些放电脑屏幕上看，没想到常常看着看着，那些字儿就模糊起来，环顾四周，焦距也老校正不准。开始还纳闷是怎么回事，后来恍然大悟，嗨！这不就是俗称的老花眼嘛！真是少壮不努力，逝者如斯，不知老之已至矣！

2009-9-11 缅恩州的红叶出名好看。上周五是九月十一日，剑桥公地边已有一颗心急的大树率先换季披上火红秋妆，寓所客厅窗外的树叶也已开始镶红，我们驱车两个多小时，穿州过海，到最东北的缅恩州波特兰，一路却还没看到红叶。好在摆上晚餐桌的更加出名的缅恩龙虾，浑身通红，一人一只，可以弥补对见红的渴望。 这一趟叫Retreat，很早就发了行程路线和阅读材料，辅导员老Jim第一次请我吃饭也提过要到缅恩找个地方大家聊聊——但我还是在上岛的渡轮上，才搞明白为什么要大老远撤退到Potland 这个偏僻的Great Diamond Irland岛上。原来Retreat叫后撤，也叫潜伏静修，是宗教的闭关修行在现代教育中的保留延续。查尔斯河畔的剑桥还是太热闹，树高草平的哈佛yard也好各个学校庭院深深的室内室外空间也好，还是嫌不够安静。Jim每年都要带着Loeb的十一二人团伙，撤上这个曾经是美军训练基地现在做为度假地的大钻石岛，住在估计是当年军官住的独户大宅里，做三天的静修，相互做饭，散步，聊天，谈心。新英格兰殖民地风格的大宅，都有敞亮的入户门廊，摆着躺椅，供人打发寂闷。在Jim和Sally的主持下，我们十个家伙，围坐在门廊，面对门前寂静的草坪，开始挨个讲述自己的成长路程和专业背景故事。 深目钩鼻的Rob Bleiberg领导着一个叫Mesa土地信托的NGO机构，通过与土地主人的协议，拥有西科罗拉多和东尤他超过53000英亩(约200平方公里)土地的永久地役权，能长期保证这些土地作为自然栖息、生产农场、风景区、社区隔离绿带以保护这一地区的生活质量及科罗拉多西坡的独特风貌。 Donna Graves大姐是艺术文化遗产顾问和城市历史学家，帮助城市或社团记录和活化他们的历史，如二战间后方的妇女劳工史，以及正在进行的加州日本城的保护。 到过甘肃参加世行项目的Michael Creasey现在是Lowell国家历史公园的总监，曾是黑石谷遗产走廊委员会执行主任的他有丰富的国家公园规划管理经验，发展了一套吸引人们参与历史保护及园林景观阐述的办法，强调景观的整体保护和社会片段的广度揭示。 女景观建筑师Julie Campoli也是一些关于城市形态、密度、景观著作的作者，其中一些还是林肯土地政策学院多阶段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这位执业于缅恩州小镇的景观建筑师还活跃于一些大尺度景观规划和密度的咨询。 我们中间最年轻的Neal Morries，敦实勤快，快嘴利舌。他是在新奥尔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住宅和配套服务的发展商，对当地区划等规划法规怨言颇多，欲改写之而后快。 有长者之风的Gil Kelley则是前俄勒根州波特兰市规划局长，在任内的两个滨水开发项目中强调公众的可达、密度、混合利用、可持续性和绿色交通，他想探索如何如何建立一个“intentional city”（意愿城市？），让领导、开发商、设计师、市民共同创造好的城市空间。 娇小的Patricia Brown是《纽约时报》和《建筑文摘》的资深作者，她以旧金山为基地，关注文化景观、民俗建筑、人与场所的关系。近期则研究郊区人群的政治社会演进，以及中国的规划与历史保护。 建筑世家的Peter Stainblueck热衷于倡导城市的可持续实践，成功担任三届西雅图市议员，推动修改区划以创造更加宜居、混合和步行友好的城市，并有效促使一段分割城市的高架路的拆除。 同我一样属于海外成员的Jose Filippi则是巴西圣保罗都会区捷得马Diadema市刚卸任的市长。在他的三个任期内，市政工程师出身的他创造性地降低城市暴力、改造贫民窟、提升城市基础设施。 这里我只是把9个人的简历摘录一下。其实每个人的故事都很个人化很生动，笑声屡屡在我迷失语言目标时爆发，但我无论如何抓不住那些飘在空中的词句碎片。在周遭的寂静中我对那些乌鸦放肆的叫声印象还要深刻。 第一次知道这样的撤退静修。这一年对我来说就是一种retreat，举办城市建筑双年展，对快速发展的城市也是一种retreat。我这样开始我的故事，不过他们更感兴趣我这样的叙述：我生长于边远的小地方，在我上大学建筑系前，我从来不知道建筑师规划师长什么样……

经过前两天的摆摊选课，以及昨晚的开学排对，今天哈佛各学院正式开课，教授学生各就各位，立即进入了各自的教与学的角色。 这摆摊选课或者说课程检阅确实有意思，他们干脆叫课程选购日shoping day，真的让教授把自己和所授知识样品摆出来，让学生挑拣，也让同行过目。GSD第一天的studio或者说设计研究课摆摊最隆重，院长Mohsen Mostafavi专门讲话，十七个课程的教授都要在限定的20分钟内把看家本领和课程精华展现出来。作为知识顾客的学生也不能做挑剔的上帝，他们必须听完一个小时内做出选择，不上心也不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shoping就更热闹，摊子摆在一栋教学楼的中庭，庭院和四周二三层走廊包厢都是学生，还有电视直播。老师站在美国国旗和隆重的胡桃木装修背景中面对四面八方的学生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颇能体现这个学院强调的领导力和公共管理能力。 我粗粗一选，也有五六门之多。老老实实动手编了自己的课表。第一天就听了四门课。一早是律师教授Brian Blaesser的规划与环境法，八点半到十点。十一点半到下午一点是女教授Susan Fainstein的城市干预的历史与理论，人气很旺，阅读书单也基本把规划经典从霍华德孟福德到简.雅各布斯一网打尽。在chaohause餐厅吃过三明治，带着没有午睡的疲倦，又去给我们辅导员Jim Stockaud的美国住宅供应系统课捧场，本来听一小时就走，结果让他的美国住宅基本概念和小测验给吸引住了。比如小测验让我们大胆估计美国一年的住宅新建套数、分别由盈利和非营利机构开发的比例、均价及住宅自有率，还有对地产暴利、贫富分区、郊区蔓延等问题的对错判断。被耽搁的第四门课就更有吸引力，由哈佛规划首席Joah Busquets讲走向21世纪的城市和开放领域的设计，用了他多年收集的十线案例，通过书写、阅读、演示和设计等作业和论文，来拓展对城市的认识和设计技巧。 第一天四门课也只是听个大概，海量阅读更是头大腰疼。Loeb Fellow重视的提高leadship的课还没选，对了，还有剑桥另一边的MIT，听说规划力量更强，嗨，还没来得及去选呢！

来剑桥十来天，过起了和“深圳速度”截然反差的“慢生活”。每天交通靠走，一天基本只办一件事。今天认识一个超市，明天参加一个活动。办学校id卡、社保卡、医保卡、电话卡、银行卡，都是逐天来。给孩子注册学校、英语测试、打疫苗，不但要分次做，而且要提前预约。打个预防针，都要预约到九月底。连学校开学要求有打针纪录都不管，说是开学前小孩多忙不过来。我们都怀疑这里的医生护士半天就打一针，否则这一扎就行的事儿，整个医疗发达的波士顿还应付不了这些个入学新丁？ 哈佛的传统倒是高度重视新丁。他们叫新丁作freshmen，把古木参天绿草如茵的哈佛老院周圈的精华建筑都给新生住，包括最老的底一二层作为校长办公室的麻州大厦的上层。这一下子把新鲜热辣的后生泡到了哈佛三百多年的老汤里，自豪感认同感顿然而生，衣钵也好薪火也罢，自然就会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了。哈佛能建造维多利亚哥特教堂式的宏伟建筑来纪念南北战争中死亡的哈佛儿女，也体现出这所以捐赠为主的私立大学对学生的重视。 哈佛的资源真是让人头大。上网吧，海量信息目不暇接，可惜老眼昏花已经过了冲浪年纪；到图书馆，光GSD的Loeb图书馆里的专业书架，已经让我腰酸腿软。我只好跟儿子说，趁你身子骨还好，赶紧去看这些书吧!我已经过了看书的年龄了，虽然当年在县城新华书店也能一站半天的。就是选课也让我心烦，和上超市一样，太多选择反而无从下手，偏偏他们还专门有shoping day让教授开学某一天摆摊给大家选课。 刚来一周的酷暑，转眼变成秋凉。上届王林给的建议是，先别埋头在那些不见得有用的提高领导力的课程上，趁波士顿短暂而美好的秋天，该上哪就上哪。等冰天雪地的寒冬来临，哪也去不了，再读书不迟。这真是过来人言，中肯得很。何况，行万里路，就是读书啊。 这不，今天被安排去Newport与Loeb基金捐赠者的第二代John Loeb吃饭并参观那里的爱国教育基地犹太礼拜堂，就好好地上了一堂美国建国及早期犹太人的历史课。

中心失落 深圳中心广场水晶岛概念设计竞赛五月份截标后就等着评选。起初觉得Steven Holl比较合适当评委主席，但他没答应，倒是想当选手。鉴于这次有OMA、Vanoli、Nocs等等大腕参加，延了一个月时间，六月中请到了新的评委阵容：Thom Mayen（评委主席）、MIT建筑学院院长Adele Santos、哈佛规划教授Joan Busquets、Studio 8 的Cj Lim、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朱竞翔，同时邀请了规划局代表及其它专业的专家。 总共32套方案。按任务书要求的广场地下空间方案、水晶岛标志物概念及广场改进建议三部分来统计，喜欢地下空间的建筑师最少，只有9个方案；标志物最吸引人，所有选手都冲这个来；另外16个方案考虑了大广场的改进。

路与走路 关于走路的名言，如“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又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在当下深圳城市里，恐怕要改成“城里本有路，走的车多了，人也就无路可走”，或者“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两者情形，分别有不可行走的深南路和人车冲突强烈的华强北路可以作为例证。 作为华强北片区的居民，我亲历华强北从工业区干道到商业大道的各阶段变化，觉得好几次的环境整治立面改造都没有触及华强北的焦点矛盾：节假日尤其汹涌的人流与无法取消的交通主干道车流的冲突。 既然让谁无路可走都是不公平也不现实，那么人车平交带来的冲突，就需要立交方式来解决；既然让车离开地面往上或往下走都比人来得复杂和昂贵，那么让人上天入地来过马路就是一种理性选择；既然要双腿爬上爬下为轮子让路会让人怨声载道，那么补偿的办法就是让地道和天桥扩展成商业服务的自然延伸，让逛街行为的舒适和连贯不因过马路而中断。这就是华强北立体街道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还基于这样的事实和感受：华强北已是世界电子元器件最集中、人流密度最高、天上地下空间拓展需求最大的街道之一；华强北电子市场间大量依靠小平板车做货物交流，极需要不用翻越车道栏杆和各种台阶地道的便捷联系通道；有一次我在华强北曼哈商场二楼，看到对面贸业百货，即时产生了从空中逛街过去的需求。 当然这个立体系统的建设需要契机，目前擅长并反复多次的交通景观综合整治及“穿衣戴帽”工程并不能容纳这种系统思维。五年前听到区政府在支持发展商开发华强北地下街时，我就想得赶快借这个机会系统解决华强北的问题而不只是修一个孤立的黑匣子作地下街，所以修地下街同时要顺便修地下共同管沟为华强北市政升级扩容、让地下街连接两侧建筑地下并通过下沉花园引入阳光空气和人流、将通风口出入口电梯亭等地面设施与公交候车亭书报亭小吃摊贩整合成设施/商业廊、由设施/商业廊衍生成二层过街和商业系统……这一想法得到张永和的肯定，他关注到的是通过设施/商业廊将超宽大街缩小对当下中国城市超尺度空间的积极意义，因而坚持在首届双年展上展览，并推荐参加了07年伦敦V&A博物馆举行的“创意中国”展。 随着地铁的加密，华强北地下日益宝贵，市政府终于将华强北地下空间开发提上议程。尽管有了以上设想，仍然需要更具体的设计，于是规划部门组织了华强北立体街道城市设计国际咨询。 因为是开放的竞赛，邀请和没邀请的都有参加，交了十四个方案。四月十八十九日，新加坡国立大学规划学院院长王才强任评委主席，带领崔恺、严迅奇、FOA合伙人Alejandro Zaerapolo、朱荣远、日本设计的冈田荣二、赵晓东、规划局徐荣、福田建设局罗允群八位评委，以及港大杜鹃、港中大廖维武、交通中心李锋、市政院王立新等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讨论和评选。 在喧哗与夺目的第一印象之下，褪尽渲染之图文故事，所有方案的对策建议都可以还原到街道剖面上。这个竞赛实质就是华强北街道因地下开发而展开的重点改进行走条件的断面竞赛。在很多选手由于华强北的复杂多样而兴奋地畅想各种道路和建筑的改造开发时，评委比大多数选手都更准确地把握了题目的实质，在第一天就将很多提出下沉/阻断华强北汽车交通和有些跑题的方案给淘汰了（如港大城市设计工作室要在街区开辟螺旋道路、日本GK将人流架到15米高空上行走、局内设计把车道下沉后的地面空间变成集装箱的狂欢、兴趣点在城市形态和密度的MVRDV则对华强北路一断了之、南沙原创通过分析认为需要的是在街口竖立有电插头鼻子的大象标志而不是空中步道……） 第二天针对选出的六家进行终评前，评委又进行了研讨。评委主席评价华强北基本是正确的it’s almost right，评委总的倾向于华强北改造及地下开发要谨慎，项目建设对街道运作的影响要降为最小，认为这轮竞赛方案都没有可以马上实施的，建议第一名空缺。最后投票结果，非常建筑2号方案（通过盖板将华强北变成5条立体街道）和筑博+work的6号方案（将6个过街节点放大夸张成6个蘑菇/灯笼型的标志建筑跨骑在道路中间）并列第二，都市实践+深规院8号方案（着重在华强北路以外通过空中街道来加强基础设施疏导）第三。

偶尔轻度的失眠不是一件坏事。兴奋的神经游走在大脑皮层的各个角落，甚至把陈年芝麻谷儿都抖翻开来。 这一晚在硬板床上辗转反侧翻烙饼时，想着自己今后因为腰腿毛病步行范围将越来越小，便怀念起那些无牵无挂自由出行的日子。特别是20年前的1989年，于我是一个出行特别频繁和遥远的年份。当时曾经作过粗略的统计：似乎一二月趁寒假与同学来过深圳，在罗湖老火车站边的餐馆打过一周零工；三月份和同宿舍的老夏想到北京火车站任意上一辆车做一次漫无目的的出走；四月底五月初和两位老乡同学去山西看古建；五月底六月初和同学窜到杭州与黄山；七月八月走了趟丝绸之路，九月底十月初毕业设计跑到中苏边境城市同江……当然还有那年春夏从西郊到北京城的一次次远足。 我属于容易健忘的人，经常有熟人跟我谈起昔日做过的事情，我却头脑空白一脸茫然。趁这失眠搅动起记忆的尘埃，露出陈年往事的蛛丝马迹来，我觉得是时候把它们追索出来。尽管我还在为现在和未来疲于奔命，不想这么快就耽于回忆之中，但我更害怕记忆褪色愈来愈重之后的苍白。 这事儿从三月份就开始进入大脑，挥之不去。但苦于我的治疗和工作，无暇开始。三月份住院时，经常到医院所在的沙嘴村散步，也特别想将在沙嘴城中村的发现和体会纪录整理出来，也是苦于治疗和工作无法进行。 今天做完治疗，又到沙嘴走走。这个清明没有纷纷细雨，是真正的清明天气，城中村里熙熙攘攘纷纷扰扰，一片生机勃勃。我想起上个月哈佛的Marco Cenzati教授跟我说城中村可能不宜称作village in city——我觉得他是对的——很多新规划建设的城市非常反城市，沙嘴村却是比城市还城市。 二十年前的清明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已经忘记。在这之前的一两周，老乡兼同学阿朱告诉我有个叫海子的写诗哥们跑山海关卧轨自杀了。在那个没心没肺的日子里，我似乎没受什么刺激。也许我会想，这种死法够绝，和顾城有一比，但对于诗歌又能怎样？那时我不关心诗歌，也不关心柴米和学业。我和宿舍的老夏在三月的某个周末百无聊赖得紧，决定做一个没有目的的出走。我们说好，拍拍屁股就出发，去火车站赶上随便一趟火车，坐到随便某一站，下到某个陌生地方去游荡。我们也没什么钱，决定出发前先到食堂买上一些薄饼，好带着路上做干粮。不巧的是这一天食堂没有薄饼卖，于是老夏就打了退堂鼓，我们的出行也就流产了。

几年来隔三差五的腰疼不发作了，变成四五个月来的走路腿疼。腿疼发作的步行范围渐渐从千米缩短到百米，已经难以支持到停车场的走路接驳距离，以及看展览式的漫步，也突破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界限。 于是四周前决心去看检查。CT报告出来，中央型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医生的建议非常明确，手术。只要拿掉图像显示的膨出、脱出以及钙化的部分，就能手到病除立竿见影。既然如此，就做好准备吧，只是需住院十天的时间让我有些犹豫。 回来和个别同事领导提了一下，没想到各种建议都来了。首先说能保守就保守治，要手术也不去某某医院，敏感部位手术要慎之又慎。 接下来，是见不同的医生。凡西医的，看了片子，意见基本是一致的手术。中医院的骨科掌门估计是中西医结合，建议也是骑墙式的，说既没保守治过就不妨先保守试试。但保守的方式却又五花八门。先一个病友介绍一个在圣慷堂坐堂的杨医师，在我腰腿部肘顶指戳，拍打点穴，操不易听清的江西口音，解释主要是几个穴位不通的问题，甚至顺便可以把其他的毛病也给点好——结果当晚我的腰就肿了。第二晚又去蛇口见另一个坐家的王大夫，他对着灯看了片子，抬我的脚觉得没有压迫神经抬不高腿的阳性反应，就告诉我腿疼不一定和椎盘有关系，现在越来越多人左腿有毛病，恐怕和开车时上下车门老蹩左腿有关系。于是他主要来松动我大腿前根的一条大筋，用手甚至是牛角，一轮一轮，搓得我瓷牙咧嘴痛苦不堪。第三天早上，又去侨城医院骨科看另一位王主任。他除了看片，还愿意切切我的脉，看看舌头，提出腰痛在于肾虚，然后给我开几副调理增强的中医。他的徒弟稍为给我放松按摩一下腰部，然后给我敷上热气腾腾的草药。这让我大感充实，前面两个医生的手法也就被这后到的草药覆盖了。 继续服药敷药一周多，还是走路腿麻，王主任独门的针挑也没见效。部门老领导将我的片子带到省中医二院，医生意见也是这腰太烂，不治不行，建议住院调理二十天。此前被介绍见我的岭南骨科泰斗原中医院院长也建议到他现在的医院系统治疗一个星期。既如此，不治也难得安宁，就在8号的周日下午，住到号称“岭南正骨”的小医院。 上来先是吊针水，甘露醇、醋酸地塞米松什么的，每天三大瓶往体内灌，说能帮助消除炎症和水肿，缓解对神经的压迫。普通人第二天就见轻松的效果，没在我这里出现。其它系统治疗包括：腰部中药熏蒸、腰部低频脉冲电疗、腰部膏药贴敷，喝中药吃西药片，以及特别强调的卧床静养。这些例牌之后，每天医生的查房也就成了例牌，那些据说把微软老总椎间盘治好的的主任医生们，面对我这个案例也拿不出什么系统和特别的分析来。 我卧了几天床，没见起色，反觉得腰粗脸大，腰椎负担估计又要加重了，而左腿益加麻软不堪负重。正在苦恼，院长来解释我的化验指标中血糖偏高，可能影响所吊药水效果，建议复查血糖问题。我有些不相信从来血脂偏低营养不良的自己会高血糖，可是年纪大了，什么可能性都得预着。 院长说我的椎间盘属于中央突出型，不能推拿。一开始下面医生开了推拿项目，我都自动自觉建议取消。几天静养下来感觉更加软弱麻木，想着也不能和推拿科白住一个楼层这么久，不如做做腰椎之外的敲打？ 推拿科年轻的尹主任似乎知道我的疑惑与沮丧。他边按边开始宣讲他的观点：要学会跟椎间盘突出和谐共处而不是试图消除或复位椎间盘；椎间盘节点所出现的问题其实是全身系统问题的集中反映，所以从全身系统特别是与脊椎密切相连的软组织入手来清除代谢废物，疏通应激痛点，同时加强肌肉筋腱的力量，同样能达到治疗效果。 这位兼修心理咨询同时也努力用西医方法解释中医的医生，同时疏通我的经络淤塞和思想疙瘩，让我对椎间盘病痛有了克服的信心，真正贯彻了中医哲学式的“通则不痛”的论断。

土木再生获得深圳民政局注册，成为深圳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下面的二级分会，因为要和土木工程类组织区别，正式名字只好改为“重建工作委员会”，今后土木再生只能当外号叫了。 有人听到这个消息，来问我土木再生是不是被招安了？呵呵，这个环境把大家逼得凡事往坏处想了。 这个注册给土木再生带来的是什么？年后二月十三土木再生清朴落集会，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建科院叶青提醒了我们，有了社团证书，就可以在注册业务范围内开展服务来养活这个组织。我们赶紧让晓都会长回办公室拿来证书供我们瞻仰，上面写着申请注册时设计协会李良胜秘书长帮土木再生填写的业务范围：开展旧城改造、老村翻新、灾区援建项目调研与设计。我们简直是乐坏了，特别是老村翻新这一项，真是太有才了，一下子把深圳城中村的穿衣戴帽工程囊括其中，这可是很多规划设计院都没有列明的新业务。我们憧憬着开展业务后的美好前景，不能自已。但是眼前最为迫切的，是将校园竞赛设计方案付诸实施，并且发动更多建筑师加入对灾区的设计支援中来。

2月9日一早我们赶去上海，汇合评选主席矶崎新，以及从北京赶来的朱锫、纽约赶来的Hany Rashid两位专家，举行深圳深交所片区联合招标项目的最终评选。未能赶来的另外两位评委崔恺和马清运则提交了书面意见并部分参加了电话投票。评委主席矶崎新为了使评选结果能够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执行，承受着巨大压力来引导评委达成共识。评选总体设计第一名是Steven Holl的方案，各单体评选的结果则是专业判断和业主意愿间的折中平衡，其目的是争取业主来实施总体设计第一名方案的公共系统和整体效果。 这一夜是元宵节，北京的TVCC燃放烟花导致失火。说过解构与标志性（iconic）建筑是时候终结的矶崎新，又为库哈斯的深交所建筑选择了一个相互连接形成整体的周边街块城市设计。深圳能否从似乎寓意深刻的这一天，开始成为一个注重整体秩序和关系的城市呢？

新年过后的1月4日，深圳建筑师在城脉设计公司的召集下聚会了一次。我晚到了，走进中心区诺德大厦金屋菜馆金碧辉煌的房间，吃了一惊。巨高的椅背，围着巨大的圆桌，墙壁上挂着轮胎一番大小的金色算盘珠子。建筑师则像侏儒一样缩在这超大尺度的桌椅间。三围桌子也是隔着鸡犬不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超远距离。主人请大家轮流发言，发言的人必须走到中间站着拿着话筒，还难以保证被大家看到模样听清观点——总之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超尺度建筑师集会——这和中国现代城市与建筑的超尺度倒是一致。 新年过后的1月5日，建筑师谢英俊正好在深圳，和我约谈。大部分时间在灾区的他，给我带来他在灾区的进展。之前我也看过一些照片，那些大山深处竖立起的轻钢屋架在冬日里熠熠生辉，最是动人。他谈起现代生态村屋已完全得到村民的认同和掌握，甚至在村民手里得到改进。尝到这一自己动手可建的廉价生态房好处的村民，甚至愿意向谢英俊的服务付费。而这些减少碳排放的房屋，如果能成千上万地推广建设，还可以打包来进行碳交易换钱。加上一些企业和慈善基金的支持，所以在谢英俊的协力造屋中，面临的困难还不是资金、观念和技术，而是专业人手的紧缺。所以他希望土木再生能在志愿建筑师的组织动员上给予帮助。而经济不好项目骤减的当下，如果设计机构不是裁员而是减薪，倒是可以将那些愿意的年轻建筑师派到灾区实习锻炼。我想起此前一天的建筑师豪华集会，虽然我也顺着社会责任这一话题说到了灾区及谢英俊，但要是早些知道谢英俊的具体需求就好了。

12.19设计之都座谈 11月份传来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设计之都”头衔的消息，虽然有些盛名难副，但作为激励和标杆，却是大大的好事。尤其在深圳招投标放到工程招投标平台按管理包工头方式刻板操作的今天，在一些政府部门及领导对设计方案采取低价中标采购的今天，在一些国际大腕方案普遍遭受深圳业主冷落的今天，这个“设计之都”的到来，对困顿焦虑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因而12月19日组织召开了城市与建筑设计界的“设计之都”座谈会。恰好前一晚见到侯瀚如，便把他也拉到了会场。 话题还是集中在开放竞赛门槛和促进设计创作上。哈佛系的刘珩和张之扬都代表小公司表达了要有更多参与机会的愿望，并得到领导的重视。刘晓都、余加提到吸引人才提高设计教育的重要性，本地大院代表孟建民和何昉则谈到本地的原创和流派形成问题。侯瀚如独辟蹊径谈论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12月10日去香港向建筑署规划署调研设计招投标，了解了香港政府项目招投标的保守和排外，才明白香港政府投资项目设计差劲的原委。然后和建筑师学会谈下届双年展事宜，得到了香港双年展组委会基于资金短缺动力缺乏而准备以深圳为主的信息。学会午饭招待后，叶长安带着去会展中心参加香港设计营商周（Business Of Design Week）的论坛。设计周每年和一个国家合作，去年意大利，今年荷兰。下午论坛围绕西九龙如何通过博物馆建设带动开发，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代表Alain Seban讲蓬皮杜的作用；荷兰建筑设计中心主任及Ole Bouman在台上多动症般走来走去讲他主编Volume杂志的一些内容；现任旧金山艺术学院艺术总监的侯瀚如讲中国当代艺术在公共街道方面的动向、都市实践孟岩讲最近包括大芬村美术馆在内的设计，最后是Rem Koolhaas以连珠炮一般的语速讲他对西九龙博物馆的尺度研究。晚上和老马一块参加老库等人在汇丰银行旁边一栋高楼平台上的酒会，与侯瀚如认识并聊了下下届双年展的一些想法。 一开始坐在老库身边，拍下他的脑门在论坛中发亮。侯瀚如在嘲讽山寨版的新前门大街。 孟岩介绍都市实践在深圳罗湖的街头公园设计。 老库从全球经济的三大货币排序——yes来谈西九龙问题。

11月24、25日的“四合一”评标是另一场更大的意外。 每栋建筑背后都有故事，而这次评标难产的这批建筑，有着更加曲折的前世： 20年多前，那里可能还属于皇岗或者岗厦村的田亩； 16年前，那些土地被中国规划院深圳分院的规划师规划成约100亩（6.6公顷）一块的建设用地； 10年前深圳开始打造高新技术产业，要在一年之内筹办首届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深圳在这片深南路边临时性地建造了高交会展馆； 3年前深圳扶持金融产业发展，决定将高交会馆拆除，土地优惠出让给金融机构。本来6.6公顷土地可以安排8栋大楼加一块共享的公共空间。由于深交所为体现其尊崇地位向市政府一再的申请和坚持，可以安排4栋楼的中间近4公顷大地块又深交所一家独享，其余两侧四块地分给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国保险及南方基金为首的金融机构； 2年前深交所通过国际招标，确定Rem Koolhaas的悬浮裙房方案为中标方案； 1年前深交所用地西南侧的招商银行自行招标评选出一个“丫”字造型的方案，引起规划部门对这群金融建筑业主各自张罗建筑设计招投标效果的担心； 经过大半年的协调，建行、中保及基金公司三栋楼，以及广电大厦北侧的二期项目愿意联合招标，在规划和金融主管部门协助下，共同邀请建筑师和评委。规划部门一开始希望全部邀请代表最高水平的普利策奖建筑师竞赛，业主则倾向于大机构如SOM、日建和诺曼福斯特。最终普利策奖建筑师答应来的有两个：二十年前得奖的Hans Hollein和两年前得奖的Thom Mayen，其余受邀的是也许过几年会得奖的Stiven Holl、MVRDV、CoopHimme[l]blau及张永和，大机构则因为这原因那原因一个都不来。

尽管参加过n多次国内国际评标，我觉得迄今为止12、13日深圳人才园的评标过程是最精彩的。 但这个故事的前面还有两条背景线索需要交代。 其一是近两年深圳市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孜孜不倦争取将管理职能向前延伸到建筑设计行业、规划设计方案招投标及建筑设计审查领域，在其努力之下，深圳市政府出台规定自2008年6月1日起凡建筑设计方案招投标必须通过建设主管部门属下的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的工程招投标平台进行，相应的招标管理办法可由规划部门制定提供。在没有新的管理办法之前的这几个月，仍按工程招标办法操作的方案设计评标出现诸多问题：工程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信息除一般以商业方式拓展业务的有国内资质的设计机构会留心外，无法吸引国内资质之外的更大范围建筑师的关注和信任，一些油水有限的小项目甚至无法吸引到三家投标人的最低数量。评标也是用工程招标的做法：从一专家库中抽签确定评委，当场打电话要求评委即刻到达，之后交出手机封闭评选。评选也是以商务标为主的各种量化指标的填写和统计。这种以不信任为前提防止作弊的评选方法把大多数优秀同时也会繁忙的建筑师吓得避之不及。有些评标的电话可能从上午打到下午也没聚齐评委；有些评标干脆退而求其次，请不到建筑师请结构机电概预算工程师来评。这种方法操作几个月下来，结果可想而知，业主和建筑师的抱怨都很多。 作为政府人事部门运作的人才园（人才市场、考试中心与人事办公）的设计招标按规定当然也要纳入这一招标程序中来。首先设计机构的参与是通过工程交易中心发布信息公开报名而来，门槛是方案及工程设计双甲级。他们拿来符合条件的20来个机构名单，看看也都是一些大设计院，似乎也没理由说不好。那下面的关键则是评选了。他们认同目前评选存在的弊端，接受规划部门直接推荐评委名单，把评选从交易中心搬到规划部门来进行。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人才园的另一个故事背景是其选址和设计方案的演变。说来话长，这一项目最早应该是在2002年提出，最初选址在深圳中心区中银花园北侧临红荔路空地上。那块进深40多米的长条地被绿化起来，不留意都以为是中银花园后退的花园，却不料还是1万多平米的建设用地，建一个4万来平米的人才中心是绰绰有余，搭个天桥跨过红荔路往北就是莲花山公园，给人才们疏散休息也挺方便。虽然我主张中心区沿红荔路面向莲花山的建筑应该整合在40-50米的高度，两端转角处则可放宽成把门的塔楼。但是为了让建筑师有充分研究和表达的余地，我还是建议先做一个概念竞赛。包括马清运的Madaspan和都市实践在内的十五六个设计机构提交了作品，正值2003年春天SARS流行没人敢出门旅行，我让操办竞赛的水晶石公司帮着张罗了一场特别的网络远程评标会，美国的张永和、北京的崔恺、南京的柳亦春和深圳的评委一道，通过网络视频和电话进行了评议和投票，决定了进入第二阶段的5家设计机构。 5家设计机构正式竞赛没完成，这一选址因为需改变原法定图则规定功能和强度而遭到了深圳法定图则委员会的否决。规划和人事部门只好接受这一以非政府机构人员占过半多数的委员会所做的决定，重选选址到深南路边竹子林车辆段与福田汽车枢纽之间的绿地里，以人才公园的方式复合使用这片绿地（保证85%绿化覆盖和开放），并得到法定图则及规划委员会的批准。2004年新的竞赛直接邀请前面筛选出的5家机构来进行，一个从北侧深南路绿地直接起坡升起成为折面斜屋顶绿化、南侧则为简洁建筑立面的方案得到评委青睐和业主认同，建筑师是矶崎新事务所出来的年轻人助冈川。助冈川和北京院深圳分院合作都画到了施工图，中间周折不断。2006年人事部门领导更迭，新领导无法接受那些绿化折屋面看起来像长了青苔的隐性战斗机F117那么古怪，助冈只好另起炉灶改成公园/一级绿化屋面/办公板楼这样中规中矩的布局。不料这一项目在投资方式规模和产权上再次发生变数，在将公园和人才园作彻底分宗之后，业主部门最新的想法是重新招标。 而招标，也正面临着新招标规定的变数。也许是和这个项目的缘分吧，不忍心让那种封闭式评标法毁掉这个项目，所以建议业主方从那个封闭程序中解脱出来，请出吴家骅（深圳大学）、汤桦（重庆大学）、余加（中深建筑）、李念中（清华苑）、孟岩（都市实践）、钟兵（城脉）、张之扬（局内）、冯果川（筑博）这样的老中青豪华阵容来评议所递交的19个招标方案。 评标一开始，来服务的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还是按照他们平台的规矩暂时收掉评委手机。老愤青首先提名年富力强的李念中当组长并在李念中的一再推辞中获得通过，后来证明这是一项非常英明的提名，因为这个评标的组长必须具备超常的抗打击能力。 在业主介绍完标书要求后，我提请评委注意地段特点及城市设计的关注点：与以北的一层皮办公塔楼群形成反差，以南这段以汽车枢纽、地铁车辆段、未来污水处理厂及一些绿化等市政公用设施为主（可惜了这样的滨水土地用途），是目前深南路与深圳湾距离最短的一段，也是城市与海及红树林发生关系的关键通道。 也许和这一宏观提醒和认同有关，大家先从布局上来评价方案，相对集中紧缩让出空地或通道的做法，比硬撑或死堵整个200多米长边要受欢迎的多，前面几位发言似乎都挺有共识，缩小范围锁定目标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差不多是最后，孟岩开腔了，把刚开始获得好评的方案一一给毙了——“这种方案如果评出来，就不要说我是评委。”他提醒大家注意建筑学的评价标准。也许和他参加过前面的设计招标有关，他对这一地段和项目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把大家从就事论事的评审氛围里解放了出来。

周日在侨城创意园听设计节所请的纽约SHoP事务所创办人Christopher Sharples关于“走出事务所”的演讲有些意思。他通过探讨事务所与咨询顾问、业主、承包商间新的互动关系来推动设计创新，并以一系列的设计实践案例来佐证。我觉得他在纽约码头区开发项目的设计对深圳濒水地区例如蛇口海上世界就有启发。对清水砖新工艺的探索也给我留下印象。

昨日中午同事告诉我有人电话过来说捡到我驾照，不知是否有诈。 我一想，出门没找到驾照，估计是丢了。电话过去，对方仅说在侨城沃尔玛来取就行。 我赶过去途中，想想应该是周日参加侨城设计节在逛创意集市时丢的。当时人也不少，驾照及一些现金卡证在我屁股后兜里消失，莫非是集市里的小偷？一会是否还要讹诈一笔？考虑到这层，我拨通当地派出所，说了原委。他们愿意派人过来。 在侨城会上警方及便衣，联系捡证人。一个腼腆的小年轻立即现身，没说任何条件就拿出捡到的证件皮夹递给我。我问清原委要酬谢他，塞到他手里的酬金还被还回来，说都是有驾照的人知道驾照丢失的不便。 好人啊!还是好人多。特别他说是晚上十点在侨城创意园路上捡到，而我是下午5点多离开现场，其间四个多小时，真的是路不拾遗？

早在9月就收到署名荷兰住宅、空间规划与环境部空间规划司司长Henk Ovink的来信，说要邀请我为11月24日荷兰设计节接受Henk或MVRDV的Winy Maas采访。随后不久又接到与Winy到香港参加设计周的王秋元老师的约访。10月份还有广州冯原的研究生给我电话说收荷兰大使馆委托想访谈建筑设计行业情况，隔天又接到北京以网络建筑评论著称的i-FANG先生的电话，同样是代表荷兰使馆想访谈设计话题。 一时间我感觉似乎陷入一张由荷兰人在背后编制的采访网。而究其实，还是荷兰人想在设计上做更多的交流和输出吧。 左推右拖，上周四还是接受了秋元老师的访问，关于深圳规划，谈到晚上八九点饿得不行。 不料周日晚又让《城市中国》给访了一次，关于人居和住房，同样到晚上八九点，饿得不行。

昨天周六到广州的省美术馆看第三届三年展。“与后殖民主义说再见”，主题比较学术高深，句式也很是肯定自信。一个下午看下来，没看到后殖民主义的背影，也没看到如何告别或者是告别之后如何。当我脚酸腿软躺在珠江边的石凳上发呆，在音乐厅餐厅坐下回想，却只能得到一些片断式的印象，比如：上届之后再次出现的大芬村油画题材作品、古巴华裔题材的影像与装置、吴山专从北京去香港却从各地机场一路中转直至绕地球一圈的行为艺术、刘小东的青藏组画、探讨种子随历史事件的传播、黑色画框与吊灯的光明灯系列、用文革宣传画做天顶壁画的拉丁十字帐篷式教堂、用吉普车轮胎当滚筒从北京到广州一路在马路上滚印关于成功与失败标语、一个泰国人整理的深水埗记忆……当然还有更多让人无暇留下印象的录像投影。 其实我有些搞不清后殖民主义的后是反/新殖民主义还是什么东方主义。我知道的是中国现在做主的几代人，虽然经过国家对殖民与帝国主义的批判和肃清，但一不留神他们又热烈地主动被殖民：比如各地风行的白宫国会山式的政府办公楼、有西洋柱式的海关法院、上海外滩式的金融大楼、起外国地名的建筑楼盘、豪宅里的假壁炉…… 馆长王璜生解释这个主题不是什么宣言，也是重在提出问题，能引起大家的纳闷和质疑也就达到目的。 其实三年展是顺便来看的，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中间人的牵线和王馆长见见面，聊聊2011年的第四届广州三年展与那年的第四届深圳双年展、第三届香港双年展相互联动的可能性。这年头双/三年展泛滥，时兴联动，像今年上海光州台北新加坡等几个城市双年展一起搞的“艺术罗盘”计划。穗深港若能够联动，不仅仅是时间上，在空间上，所关注的问题及主题上，应该可以有更实在和内在的关联。而且2011年正是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之后，两个城市的城际快速轨道将会连通，沿江高速、新的跨江铁路和公路也都实施，珠三角的一体化可以通过这些区域性的基础设施，以及联动的艺术城市建筑展览来体现出来。 即使没有联动，加强串门都有益处。至少我觉得广州三年展有固定场地和机构，其规范化方面是值得深圳学习的。

19日的研讨是关于深圳华强北地区改造更新。 这一在八十年代以中国电子企业集中的工业区，九十年代就基本实施了功能转型，成为电子市场、证券、购物、饮食、居住、少量工业与研发混合的片区。华强北电子市场和购物商场的超爆人气及营业额，刺激着这些老工业区的开拓者纷纷要推倒那些生意兴隆租金日涨的老厂房，来建更高更密的大厦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动作快能力强的业主已经完成从功能转型到这种形态的转型，但问题是，如果所有的业主都想实现这种增量3倍以上的形态转型，已经捉襟见肘不堪承受的原老工业区的交通、市政设施就更加无法支持城市的基础运作。即使连同地铁线路加密在内的基础设施能够扩容升级，能够支持的建筑增量也是有限的。 这又带来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有限的增量如何分配？所有的业主平分当然是一个看起来公平民主的办法，但这样一来，因为增量有限，分摊到每个业主那里也许只有一倍多，离他们推倒重来的期望或者说收益平衡还有距离，因而有可能使每家业主都无法推行推倒重来的改造。 无法推倒重来当然不是件坏事。每家其实可以将这有限的增量用来改建扩建，连接、附生、填空或者加层……方法还有很多很多，有些已经在自发进行，未必合法报批，却事实上成为华强北空间与业态多样性的有机组成。 但依然没有人关注这种被逼无奈的多样性的价值。更多人习惯于单一的空间想象与利益计算：那就是推倒重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形象更多的面积更大的回报。能否给这种单一思维的人也有一种出路呢？出路之一当然是公关，谁牛谁先按自己的胃口切走蛋糕，后来者没公关能力者就可能没份分享城市改造的蛋糕。出路之二是将有限的蛋糕切分好之后允许蛋糕买卖，这样非要多吃多占的业主，可以出钱收购别人的建筑增量蛋糕，来凑够自己非要推倒重来所需要的建筑增量。而那些不进行推倒重来的业主通过转让自己的空间增量权利也能够获益。这是我希望在城市更新重引进和推行的“空权转移”制度。这次研讨会认同这一方法的专家并不多，更多从传统功能主义规划角度，认为有限容积率应该给那些符合产业发展和规划定位的地块。有个别专家则建议有限蛋糕既然需求者众，则应该用拍卖方式出让给最出得起价钱的业主。 对城市改造开发来说，最关键就是这种利益博弈时候的游戏规则如何制定了。政府和规划师都不应该为具体项目的推进操心，而是要拿出一套利益的分配规则来。至于改造方案的布局形态，就更是细枝末节。 当然老工业区的空间利益要做大，还需要政府在公共设施与环境上的进一步投入。交通堵塞、人车矛盾、市政缺乏这些都是公共问题。规划者除了制定规则，还需要给出要政府具体投入的公用事业清单。

法定图则应该是开放的系统，应该把其它专项规划都容纳进来。如果市政方面的内容成熟了，通过了，它就应该变成法定图则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把法定图则再往下分类，现有的法定图则我们可以理解为法定用地图则，另外还可以有法定市政图则、法定空间图则等。这些内容全部合在一起形成“一张图”，叫法定图则。 规划的实质就是空间利益的分配，法定图则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尊重所有人的利益，尤其是业主的利益。当然公共利益是首要强调的，目前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设施考虑得还比较到位，但是足够密度的道路网络这一尤为重要的公共利益却一直容易被规划所忽略。 城市利益怎么分配要有公共政策和相关的标准，其增量及总量主要应该由市政内容决定，因为市政是最基本的支撑系统。现在很多旧改规划不是从支撑系统来研究，而是从改造成本来推算。其实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容量的问题，把容量计算出来以后才有后面的分配问题。而具体怎样实现公平分配也要有相关的政策，比如制定空权转移政策，保证在一定市政容量之下，空间发展权利有公平和民主的分配方式，并能够相互交易和转移。再比如空间奖励制度。实际上利益分配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公开化、规范化，即使是提高容积率这类问题也可以进行谈判，但是谈判是有条件的，例如可以实行容积率奖励机制，把对城市公共利益方面贡献和容积率挂钩。另外，可以考虑建立调节机制。就如同税收一样，如果城市规划给了对方很多利益，那么最终应该通过地价政策等方式把这部分利益重新分配，重新平衡。其实在图板上涂颜色这个工作不应该消耗我们太多的精力，我们更应该把重点放在城市空间利益的分配政策上面。 在公众参与方面，我觉得问题不仅仅是在参与公众的数量或是对外发布范围的上面。所谓公众参与，首先是利益相关人的参与，也就是法定图则编制范围内的业主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因为城市规划是替这些利益相关人划分利益，如果规划在利益相关人不参与、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把他们的利益给划分了，等公示结束了或是实施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并对利益的分配不满意，那导致的结果就是上访投诉。所以公众参与应该有一个制度，能够保证利益相关人在规划过程中的参与，也应该有文件把过程记录下来，让他们签字认可法定图则的规划是征求过公众意见的。 在提高法定图则编制的效率方面，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是规划资源整合。现在每个部门都在做规划，“规出多门”，其间的信息沟通不畅、效能相互消耗是导致规划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应该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建议把规划调整成类似三权分立的形式，也就是分为规划编制、规划执行、规划监督三块。所有的规划编制都归在一个大门类里面，即使现有的部门设置不调整，也可以在纵向上进行分工，每个人都可能是双重身份，既隶属于某个处室，又属于某个规划编制组，这样就可以由全局的各种专业人员组成规划编制组，专门负责各种门类的规划编制、审查，避免因人员调整、情况不熟、不同规划相互矛盾而导致的规划低效率。 第二是化整为零，动态编制。现在的法定图则分区是人为地为了委托方便而按照面积进行划分的，片区内部并没有内在紧密的联系，片区之间的联系有的时候可能更加密切，但是却被人为地分开了。所以，既然标准片区是人为地划分，那么编制和审查就不一定以标准分区作为框架要求“同进同出”。目前有些法定图则停了下来，就是因为极个别地块还有不确定因素，因为少数地块而连累整个片区无法通过。所以建议法定图则的审查不要按照标准分区为框架，而是以成熟度为标准。如果一个法定图则80%的地块都是普通问题，很快就能解决，那么这80%就可以通过了，剩下的20%硬骨头可以慢慢地仔细研究。 第三是建议法定图则切分到具体使用单元。现在的法定图则与使用者是脱节的，例如在土地划分上，法定图则最终的使用是一块地一块地进行的，但编制却不是一块地一块地进行的，所以编制和使用上就发生了脱节。对此建议在法定图则编制时要把单元切小到最后的建设或建筑单体所需的用地单元，而不是凭感觉总是切得偏大。第四是审查机制上要改变。市局主要审查总方向、总的城市设计、总的路网格局等等，这种审查应该在草案阶段就要体现，而具体地块的质量检查倒是应该留给最熟悉情况的人，也就是分局。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政级别层层往上，分局审后送到市局，才发现大方向不对，需要进行大幅调整，这必然导致效率低下。

“当前中国城市的问题是住宅类型的混乱。在传统的中国，每个城市发展出了不同的住宅类型，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里弄等等。世界上有传统的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住宅类型，像公寓住宅、联排式住宅、别墅等等，与城市不同的地点和生活方式相符合。但我们现在没有。自从1949 年以后，我们失去了一个城市的住宅类型和生活方式。我们住在像宿舍一样的住宅里，那不是城市的居住。这种丧失造成了不同住宅类型和它们所应该在的地点的混乱。规划师、发展商和住户搞不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例如，有些联排式的住宅区建在了城市的中心。这根本就是与中国城市，特别是中心区的高密度相矛盾。同样地，人们希望住在市中心大的、封闭式的小区里，那本来式应该在郊区的。” Interview by Hua Li, 9 January 2006.

当我在新闻路街角咖啡馆再次坐下用着早点看着行人时，距离上一次已是两个星期。这表明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安逸过了。 这半个月最着紧的事，是土木再生新校园设计竞赛的评选和颁奖，得邀请政府机构做支持机构、得联系电视台提供场地、得组织人来组织颁奖和展览……说到27日晚的颁奖，唉！教好不容易忽悠来的规划教育部门领导看这帮乌合之众的笑话了——从节约闹革命角度场地布景基本沿用前面“family show”电视节目制作现场的卡通风格；整个晚会主屏幕的分辨率始终没调好，我特意制作的5分钟《土木再生》宣传片及颁奖信息影像资料根本没办法播放；电视台特地提供的男女主持也因流程、台词的衔接差错而影响了他们的专业发挥；原来设想的从入围者中当场宣布第一名的奥斯卡式悬念和戏剧效果从第一个奖项开始就被不小心地抖露无余——用教育部门负责德育的领导的话来说，还比不上一个学校办的活动好。 当然这个晚会也不是一无是处。教育局唐海海副局长的客气评价是，民间活动的自然和忙乱也不失为一种特色。颁奖活动一大亮点就是这位前校长的教育官员发表的一个文采飞扬感人肺腑的演讲，根据内容我觉得应该将他的演讲题目总结为：《你们是校园建筑的诗人！》。其次用刘家昆赞助的地震废墟材料再生砖加工的奖品也是晚会的另一亮点。需要一队志愿者传送的这份特别份量的奖品也成了晚会现场的一项寓意众志成城的行为艺术。 奖项的评选也是严肃认真甚至是激烈的。为了能让入围者能有时间赶到深圳参加颁奖活动，四个小学22件参赛作品25日先由刘晓都、余加、胡树志三位评委进行初评，然后将入围情况通知作者。26日评委主席谢英俊为首的深港台三地评委以及文县小学代表全部到场，对12个入围作品作最终评审，但也允许他们对落选作品进行打捞。于是争议就在一个打捞作品中发生了。这个东峪口方案由宿舍后勤办公教室做周边围合、四边再各向内院随意挂一间一两层教室，其中的一间，上置凉亭正对学校入口，有创造一个戏台的意思。有人认为这件方案没有与东峪口乡村环境对话，概念化而不现实，风格上模仿妹岛和世与西泽卫利，但也有评委充分肯定方案的创新和多样探索。争论的结果是投票，投票的结果是增加一个入围奖。但这一争论因为一份宣传材料上的图片采用了复活入围作品而没有采用优胜方案而再次持续和激烈，甚至有演绎出阴谋论的说法，直到颁奖的第二天中午，不得不以一顿午宴来沟通，但是不是最终结果则不得而知。 竞赛结果将从29日的秋交会展场开始，会陆续在市民中心、cocopark等场所巡回展览。为了配合张之扬等人提供的展场，我又特地拉人制作了一件《汶川之后》的5分钟影像，将地震废墟投射在展馆地面上，让人体验走在没有止境的废墟上的感觉。 终于忙得暂告一段落，可以趁国庆休息几天。我坐在街角，看着行人来回，看着街头的房产经纪拉出伸缩的凉亭来向行人派发资料，看着日影移动，然后回忆这些日子的焦虑和忙乱，仿佛是听说很久的故事。

这两天一点都没有中秋之后的凉爽。 早上是白稠的雾或者霾，日间闷热，晚上看灯火阑珊夜空晕暗，仿佛城市泡在水底。 好在有时能感受到一丝微风吹过。

地震既重又繁，需要众人来帮忙。 圆月太过无聊，需要云霾来帮忙。 抑郁无法表达，需要愤怒来帮忙。 可是沟通如果缺乏语言， 却需要什么来帮忙？

南方科大一直强调设计、建设、管理、办学的四个一流。但从设计建设这两块来说，既难以持续改进来逐渐达至一流，更难在时间高度紧缩的情况下取得一流。所以仓促操作的这两个一流，加起来可能就是二流。 七月二十三日南科大规划及建筑概念设计招标发标，一眨眼45天时间，九月六日下午就收标了。 收标当晚评委开预备会，上来评委还没有认识全，个别评委就为如何评选十六个方案、如何打分而热烈讨论起来。这种无组织和不均匀的发言讨论基本确定了后面评选的基调。被邀请的评委主席Ralph Lerner来自香港大学建筑学院，但他和他推荐而来的康奈尔大学建筑学院伊朗裔女院长Saraji都没有时间看现场，还要提前一个下午走，这就又基本确定了后面评选茫然而短促的另一基调。其余评委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前任负责筹建的校长吴佳伟，哈工大深圳研究学院的金广君、华南理工大学孙一民、香港大学朱涛、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朱荣远、当代艺术评论家老栗栗宪庭，以及共同代表业主方的南科大筹建办、规划局、工务署代表。 次日一天主要是听取十六家机构汇报，上午7家，下午9家。“你有三十分钟时间，二十分钟用来汇报，十分钟用来提问和回答。汇报剩两分钟时会收到警告。”评委主席Lerner对每家被屏风遮挡的暗标汇报者机械重复着要求，而按主席安排，前校长吴老先生基本上对每家都追问其规划科技综合大学的经验，这又往往透露出汇报者身份使暗标评选原则自相矛盾起来。 这一天没时间讨论，按Lerner的建议，大家都往一张表上给各家规划与建筑概念打印象分。我本来期望有一个总的回顾讨论后再对分数做些调整，最好大家歇一夜头脑清新后再权衡判断，但是当天连各家摆在评标会场外面的模型都无法浏览，分数就被收集来进行统计了。 第三天周一只有一个上午时间，Lerner带着评委，根据前一天分数的统计排序，对靠前的四个方案及有特别提议的方案进行了讨论，然后就针对总体规划进行投票，确定了规划第一名筑博设计公司和第二名备选机构都市实践公司。接下来按标书要求还要评选三家建筑师分担项目设计，大家凭着邀请机构总名单，在模型堆中一番比较和猜测，然后投票选出都市实践、Rainer Pirker、深圳大学+woodsbagot三家入选建筑设计机构。 这次南科大招标，现状异常复杂，时间尤其紧张，难度系数空前的高。没想到参加者一呼皆应，几乎将目前活跃的华人建筑师一网打尽。十六个方案在我看来都有不同精彩之处，其实是需要好好盘点、学习和吸收的。

离开汉中去西安机场前，去看了汉中博物馆。里面有个沙盘模型，标示了汉中盆地在秦汉的古代，如何通过一些著名的栈道如子午道、褒斜道、陈仓道，翻越秦岭，与关中平原连接，向南与成都平原连接。这些著名的难于青天的蜀道，既展现了中国古代交通规划成就，演绎了楚汉、三国的诸多故事，也汇集了诸如龙门十三品这样的稀世书法。 我们顺着蜀道的一部分，今天的汉中至西安高速公路，到西安机场搭飞机，晚上回到深圳。 从武都到西安，千里之行，六七个钟头，除了转飞汉中，这是连通陇南首府比较快的途径了。

早餐成了土木再生的小聚会，晓都朱涛余加李华王路当晚也住在文县宾馆，徐帅小刺他们则过来相聚，济济一桌，开心热闹。饭后分别上路，他们包一大巴去刘家坪、李家坪，我随车队往北去武都。 途中看了洋汤寨苗圃希望小学和尖山乡宋坝新村。 中午到号称中国四大天池的文县天池一游，除了从水中央捞起的一只死亡动物比较奇特外，其它相对单一的景色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难度还是很大。那只头如猫尾如松鼠四肢间有蹼的动物，由我们团中的教育专家鉴定为能够滑翔的鼯鼠。大家推测它是受奥运更高更快口号的激励，高估自身飞翔能力而落水身亡。 中途还看了洋汤寨小学和文县尖山乡宋坝新村，下午到达武都。先看白龙江边上的一片空地，说是武都的新城区或者说CBD，4平方公里，与老城一山之隔，并正在修建滨江大道与老城连通。 车队在上次来过的规划局领导的引导下，爬上南山，隔江俯瞰武都老城全貌。天阴沉地笼罩着，山光秃地围堵着，河干涸地蜿蜒着，武都城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个盆地里，像个没有管理员整理的杂货仓，看不出什么条理和秩序，尤其看不到一个滨江山城我认为最重要的垂直通往江与山的街道肌理。 接着看了武都城关中学和陇南第一中学。

从九寨沟往东进入文县，就是沿白水江河谷往下，去感受群山上的树木从茂盛变为稀疏的过程。九寨沟周围也能看到个别大山，半山腰以上忽然变得没有植被只有乱石，象被剥过头皮，或挨过原子弹似，灰秃秃的吓人。文县的山则是普遍少树，不知是砍掉了还是原本就不适合生长。据说甘肃当年在九寨沟和文县间选择，因为九寨沟人少而给了四川——现在想必有些后悔，文县人多可不是什么好事，这两江河谷百里群山其实承载不了多少人。九寨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也属于林场，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停止了砍伐，否则也会和现在的文县差不多。 文县地方领导和深圳“前指”人员在边界上候着车队，然后编入车队继续前进。转过一座山，江对岸坡地上有片村落。我刚觉得眼熟，就看到村落边高起的两层楼房顶竖着“哈南小学”的大字。原来这么快就遇到了“新校园设计竞赛”的题目，可惜车队赶路，也只能是匆匆的一瞥。随后的朱园坝小学、石鸡坝小学，这些被徐帅探访过回来说到的名字，都是一掠而过。车队沿着白水江畔的公路，自西而东，横穿文县，做300里的长途奔袭，目的地是文县最东头的碧口镇中庙乡联丰村。那里有深圳援建的100户村民房，由中铁二局这样的大型施工集团来做牛刀，为村民宰杀每户60平米首层这样的幺鸡。午饭就在工地旁的小学教室里，一路颠簸饥肠辘辘，都吃得风卷残云痛快淋漓。只是工地厕所难以忍受，让我宣传起谢英俊的尿粪分离厕所来。 回来路上，看了碧口中学小学、城关镇元茨村清水坪社、文县一中。风尘滚滚的车队长龙，还和到丹堡看小学的刘晓都朱涛余加擦肩而过。后来听他们说，这一天的道上还有另外一支甘肃省委书记的车队，由洒水车嘀嘀嘟嘟洗尘开道。 我们住在文县宾馆，徐帅率领的来看地形的参赛建筑师队伍则住在邮电宾馆。晚饭我请徐帅带着《世界建筑》主编王路等人过来见面，也见过相关领导，得到一些支持与鼓励。 文县政协韩主席是我们这一桌的主人，端着一壶一杯说要按文县规矩给我们敬酒，走到每人跟前都要人家清空酒杯由他满上再喝掉。一席的深圳人不干了，我鼓动他们订立一个深圳规矩：推举最年轻者端一小碟去敬年长者，碟上斟满三倍白酒，长者不喝就一直端在旁边。年长的韩主席这晚被几位年轻人围追堵截，解数使尽，勉强脱身。

17号晚在cocopark的土木再生活动还比较顺利和圆满，除了奥运转播有些分散关注度之外。主持是刘晓都和招商地产营销总经理王钻。对灾区比较熟悉的谢英俊、朱涛、徐帅、建筑总院的王启文、行业协会的杨少红都做了交流和研讨。招商的胡树志还特地从外地赶回参加并致词。会后大家意犹未尽在cocopark露天酒吧里又聊到深夜。土木的人忙着为新校园竞赛活动商定规范的财务制度，并给我准备了文县学校分布图及新校园计划的资料。谢英俊则期待我能到甘肃落实村民建房的援助对象。 早上五点多就起来，到规划大厦与众人会合赶往机场。早班飞机到成都，再会合主管市领导，组成市府办公厅、规划、教育的10人团队，下午飞往九寨沟。深圳对口支援工作前方指挥部（简称前指）领导率5辆车来迎候，自此展开六天车轮子上的考察征程。 九寨沟机场航站楼设计得很不错，藏民族喜欢的红黄颜色被用心得体地涂到玻璃建筑上部。出得机场，习惯了深圳混凝土环境，一下子觉得这里山高天远，风卷云低，颇有陈子昂的怅然之感。 中途在甘海子停车散步到绿草紫花的湿地中。晚饭在九寨沟沟口。从未来过声名远播的九寨沟，这次过沟口而不入，却一点都不遗憾。看着景区门口游客中心里所展示的神奇景色，也不心动。夜宿天堂酒店，领导和团员们都聊到很晚。 前往灾区的深圳团队还挟带着浓浓的奥运情愫，不忘在一些转接等候的间隙寻找奥运屏幕。中午传来刘翔退出奥运会比赛的消息，令一些人震惊和难过。

筹划已久的震区四所小学的竞赛，以及不断改变的合力筑家计划，终于被整合在一块来面对公众。明天17号礼拜天晚，将在深圳中心区cocopark的下沉广场举行举行新校园设计竞赛新闻会/合力筑家专业志愿者招募会/家园重建研讨会，或者说一个露天电影（朱涛德阳《华存希望小学》及谢英俊《地球三号》）消夏晚会。 本来要在cocopark广场搭建谢英俊为灾区设计的廉价生态房，改为展板展示和灾区现场搭建的转播；本来谢英俊在灾区走访无暇顾及，却在今天特地来电话，明天会从四川飞回深圳出席这一活动。 民间的乌合之众做事确实不容易，经常会节外生枝、好事多磨，要指望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坚持。从与深圳慈善会一度的紧密合作，到现在招商地产、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加入，与天大集团、卓越集团、狮子会等机构的开放接触，以及准备挂靠到勘查设计协会二级分会名下，并积极联络深圳救灾指挥部和甘肃驻深办公室，土木再生一路走来也是狭缝腾挪、解数使尽。这样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团队，到底能坚持多久，也是测验中国社会力量成长的一把小尺子。 即使是明晚的活动，都充满未知数。

深圳双年展学术委员会15日上午听取了3位策展候选人欧宁、城市中国/姜珺、杜鹃对下届深圳双年展构想的陈述，确定了策展人遴选的顺序。希望策展人能早些得到确认，也希望他们之间能通力合作。 早些准备，办一届相对从容细致也更成熟一些的双年展。

按照领导意思，好不容易将几家金融机构撮合在一起招标之后，14日周四下午匆匆给他们办了一个集体招标的新闻发布会。 算是将这多磨的好事向公众、领导和业主都有了一个公开的交代和约束，就像宣布订婚一样。 接下来可以静候汤姆梅恩汉斯霍莱因们忙乎到10月底临盆交活儿了。

8月12日周二参加光明行政中心区及周边地区城市设计评标会。新区管委会没有将行政中心落在做过国际咨询但建设条件比较复杂的光明中心区，而是以对着光明大道和观光路交叉路口的原街道办事处大楼为基地，将牛山东侧的一片40多公顷的没有出让建设的干净土地定做新行政中心的地盘，并急于通过本次规划招标来推动建设。周边4平方公里土地则包括了两个高新区法定图则各一部分，以工业用途为主，还有些住宅及少量商业服务。 这样的一个题目如果出得好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原先的法定图则规划和建设都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最常见的功能单一、地块过大、工业区缺乏多样配套的活力、市政道路设施修的断断续续零零落落不成系统不上档次、行政中心面对交通干道口风水不佳办事不便、土地过大广场过宽没有空间界定、城市交通干道对城市的分割、等等。 至于很多评委强调的功能定位及其跟新城中心区的关系，我却认为不是那么重要。历来规划的定位能实现的不多，特别是城市活力中心的形成鲜有按规划来得。因此最好避免过于老套死板的规划定位，而是通过城市设计解决好城市健康发育的骨架缺陷，让每一片区都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就像小孩，不要从小就定位谁是姚明刘翔，在奥运开幕式上谁可以露面谁只能亮嗓子，这样的错误预测和定位往往最后只能带来伤害。看曼哈顿的上中下三城（up/mid/down town），无论那块街区似乎都有机会成为洛克菲勒中心、世贸金融中心、林肯中心和联合国中心。 可是招标组织和投标机构似乎都没有从问题的寻找出发来解决问题。从厚厚的文本、大大的图板和重重的模型中，看到更多的是关于建筑与绿化广场的畅想，其场面的天马行空行云流水，就好像是张导导出的另一场开幕盛宴。 评委主任齐康先生在评选过程中表达了一生建筑与城市实践的老人感言。他领导的六位专家+两位业主的委员会，按照投标规定的工程暗标评标法的打分方式，计算出了四个方案分数，然后才揭开结果的先后顺序：深圳大学规划院、汤桦工作室、欧博设计公司、库柏设计公司。 总的觉得，这个本来立足于举行一个国内的简易可行的招标活动，受制于组织和参与的经验以及开放交流的不足，在城市设计层面发现和解决城市问题的成效还是有限。我从他们方案中找到一些优点亮点：深圳大学的方案考虑了将原街道办事处大楼组织到新的行政中心建筑群中；汤桦工作室相对放松地将自牛山往行政中心并接着往西的轴线变成了一个旷阔的绿色走廊，并通过将行政中心建筑往北布置成大三角，从而将原行政中心坐东朝西的方向变成了坐北朝南；欧博设计公司方案对法定图则做的工作主要是细化、立体化而不做过多改动，是不太制造问题的规划；库柏设计公司方案考虑了自行车系统。

奥运开幕是中国最大的协作项目。全中国都在加强安检。恰好开幕这天上市政府开会，既没带会议通知也没带工作证，只得配合折腾一通，迟到会场。 北京则是连疑似下雨的阴云都要将其档在城外，加以驱散，以保证开幕晚会的最佳效果。 除了孔子三千弟子穿短袖风衣疑似系有红领巾装扮、除了头顶羽毛的古怪儒生的装扮、以及疑似《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宫中女人的富丽装扮，我觉得其它部分都很好。 尤其是那个地球以及地球上的奔走和歌唱，是一种真正的高科技和符合宏大空间尺度的创作。我知道这不是来自张艺谋而是英国人的主意，因此才能充分证明协作的成功。星空之下是布莱曼天籁的声音，这一选择也比体育主题一味的豪迈刚烈要聪明得多。 张艺谋虽然玩过漓江、西湖等山水系列的所谓广场艺术，但拎着提线小木偶、抱着指南针勺子上八万人体育场来献宝，总是一件尺度严重失实没有视觉效果的事情，这和那些如蚊子一样的飞天、具体而微的昆曲造型、以及5岁小姑娘的协奏一样，不通过电视摄像的特写，在现场是无法领略的。我甚至觉得让李宁吊那么高，就着那么大的火炬来点火，反显出人在天高地厚中的失调比例来。 中间的那幅大画很棒，分别由舞蹈演员、小朋友和入场运动员来合作，确实是一件难得的现场作品。铺在地面上的大卷轴也是个很好的主意，首尾贯穿，甚至与火把及最后的主火炬造型都有呼应。可问题是，好好的中国卷轴画，不管在传递火把中，还是最后的大火中，都被当作柴火了，这是不是有点焚琴煮鹤的勾当呢？而且，烧的这把火，还是来自西方文明的源头。

也许是受奥运更高更快精神的鼓舞，也许是受迪拜高塔的感召，或者中国人站起来后也确实具备了高起来的实力，反正我感觉到一轮建筑高度的竞赛正在不甘落后的热烈展开着。 上海宣布在492米环球金融大厦之后，还要建一个500多米高的上海大厦。深圳官方立即要求已经完成方案招标的平安保险将高度增加到600米。 这之前库哈斯和甲方已经合伙将深交所从180米提高到了240米，因此搞得其周边的大厦业主都坐卧不安，也处心积虑地要求增高。 过去100米的高度门槛，在深圳无论是办公、酒店或住宅都成了小菜一碟，可以随意跨越。深圳195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竖起高楼。 对住宅房地产来说，突破高度可以获得更大的小区内部花园；对金融高科技等办公楼来说，突破高度可以突出企业形象。 但对城市来说，塔楼林立，地面建筑间距拉大，街道缺失，这是一件好事吗?对于投资来说，同等的建筑面积，花在百米以上，还是花在四五十米以下，其成本和回报正好是两个相反的曲线。应了那句俗话：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 两周前王昀参加南油购物公园方案投标时也分析到这一点，现在所有城市都戳满了油条一样的高楼。他用一张卧佛的图片，表达了躺着的安逸。 上周一富士康把横坑水库周边的开发模型搬来，我跟他们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在一片水库与丘陵的郊区，是像城市一样将所有的楼都竖起来建一个高层小区，还是横过来建一个多层高密度的乡镇，抑或是横竖搭配保持高楼在山间旷野的疏朗间距？ 长城计算机公司也准备在高新区深南路边的地块进行二次建设。代表甲方意愿的规划师上来就和我谈两百多米的高楼在高新区如何有控制力和形象，高楼后退深南大道到里面的小区路又是如何尊重了深圳的景观大道。我建议他们不要先入为主地追求高度，而是理性地将自己的面积需求和经济的空间布局搞清楚，同时调查高新区的欠缺与不便，利用这次大规模建设的机会加以完善和补充。 上周二他们又拿出一个方案，还是超高层，放在既不临深南路也不临他们北侧道路的中间位置。我把这个218米高128万平方米面积的建筑模型横过来放，正好沿其西侧的科苑路形成一幢高约50米长有218米的街墙建筑。横过来之后，失去的是高度、大电梯筒、低面积使用率和高造价，得到的是长度、分散的楼梯、高面积使用率和相对较低的造价，以及能为高新区提供稀缺的街道服务、能形成自己的庭院空间…… 218米的临街建筑，这在高新区才是独一无二，也才配得上长城计算机的名称。否则一味追求高度不如将长城公司改高城公司得了。

华强北改造在区里鼓噪市里推动下，忽然要在一个月时间内拿出城市更新样板来。周五下午耐着性子听完规划师为中国电子集团CEC所做的华强北某街坊的各个推倒重来方案的建筑布局，我的问题是：容积率7的依据是什么？仅仅来自业主吗？回答是。我说还有呢？回答是没了。 华强北过去的改造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没有神仙路子的只好呆着。现在城市更新政策在制定，主张不同宗地联合规划改造以保证公共设施与公共空间的落实。这是一个进步，但还缺乏一个像“空权转移”的城市利益公平分配和自由流转的制度安排。我的思路是，如果通过轨道加密当然更重要的是市政设施全面的升级扩容之后，华强北可以理性地而不是拍脑袋地得到一个建筑总增量。但这个总增量应该按照某种条件（如与交通站点距离之类）相对均匀地分布到每一地块和宗地，让每一业主利益均沾。但这一均沾的容积率增量并不能保证每一业主都可以推倒重来来建设。于是改造欲望强烈的业主，就可以从不改造的业主那里购买容积率份额，使得改造和不改造的业主，都能通过容积率的转移交易机制来获益。这就可以避免有能耐的业主可以随心所欲地索取和消耗掉本来属于所有业主的容积率增量，也避免所有业主都要推倒重来而导致城市设施的超负荷。 这与京都协议后的碳减排一样：并非所有国家企业都可以敞开排放二氧化碳，总量需要控制和缩减；排放多的可以向排放少的购买份额。 关键是这个容积率总增量由谁来确定和监管？这个增量的蛋糕，又如何在各位业主之间分配和交易？在目前的国情下，每个开发机构都会想，那个总量控制是针对别人的，它们可以通过别的途径争取额外的容积率，不用一大帮人绑在一起费心去想办法分享有限的容积率资源。 这就是中国人难以协作的状况。

周三晚谢英俊在台风中来到深圳。我们冒着雨在Cocopark看了要搭房子的下沉广场，然后一起商议活动计划。后来被我扇呼起来的叶青院长倒是既谨慎周全又鼎力支持，而引发此事的狮子会分舵却因为样板房进商场成为公共事件与初衷有违而变得犹豫起来。夹在中间的谢英俊也在搭半成品展示效果不好、搭成品花费过多之间踌躇。最后大家粗略讨论了一下分工，期待第二天更细的预算拿出来再做道理。 周四晚再与忙碌一天的谢英俊晚饭和开会。上午谢在建科院做了一个小型研讨，商定要将样板房搭得完整一些。下午他们则跑到钢材加工厂，由谢交待了加工细节。晚上的会议我通过土木再生的wiki协作网页向他们介绍了“合力筑家”的协作计划。始作俑的狮子会分会说之所以在深圳搭建是由于当时她们要援助的汶川草埔乡道路没开通，现在路通了她们更希望把计划用来搭建样板房的钱直接投到当地。谢英俊已说服Autodesk建筑设计软件公司参与和支持此活动，所以他似乎不在意狮子会作为赞助者在这一协作活动中的退出，而是更关心是否能将搭建展示活动当作培训推广建筑志愿者服务震区的训练营。我答应尽力通过土木再生及行业协会来招募志愿者，并让小刺来负责活动宣传和专业志愿者的招募工作。

2008年7月28 自新加坡邦城公司为光明拿出一个另起炉灶的、汽车交通优先+等级邻里中心为主要特点的现代主义规划以来，似曾相识感觉亲切的有很多，激烈批评的也有一些。于是这周一特地召开了光明规划专家会，由专家听取城市设计国际咨询成果和新加坡方案并给予评议。为示中立，特邀请从未参与过光明规划的何镜堂院士任专家组长，专家包括未参加过光明规划的深大建院陈燕萍院长、北京等地的两位交通专家，以及参加过光明规划活动的杨保军、汤桦、李津逵。 光明城市设计优胜者Rainer Pirker得知有这么一个专家会，特地借参加南方科技大学规划投标看现场之便，3天内赶到深圳想参加此会。会议主办方担心这位认真执着并曾借驻华大使馆来“维权”的奥地利人会和新加坡人掐起来，一开始不想让他与会，后来勉强同意他作为深化整理其方案的中规院方的代表参加上午的汇报会，下午专家评议则回避所有规划编制机构。 “光明到了紧要关头。”在电梯上碰到与会的一位专家，我对他说。这天的会议应该是事关光明未来规划方向的一场pk。 上图：国际咨询方案(经中规院整理深化），下图，新加坡邦城公司方案 尽管有评委批评新加坡邦城公司的规划无法满足光明创新生态之城的定位，尽管有评委认为等级分明计划色彩浓厚的社区邻里规划模式不一定适合城市中心区，尽管有评委对新加坡方案没有考虑约占总建设用地40%的现状建设，但评委结论拟稿时，却要和稀泥地肯定新加坡方案所谓的邻里中心和TOD理念，认为新加坡方案现实可行。 我坐在后面听了一天，实在忍不住提醒他们尊重评委的评论。 从这种和稀泥的做派来看，光明的前途还是曲折的。

上周又是连轴转。 周一上午鼓动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与深圳大学的人参加谢英俊低价房在深圳的搭建活动。然后跑去接待一个无聊的外事商务推广活动。下午SOM的Brain Lee来汇报蛇口一个新标志写字楼的规划设计，就顺便给他介绍准备集体招标的中心区金融项目，看看他是否有兴趣在被雷姆库哈斯击倒的地方卷土重来。正好Steven Holl在深圳汇报他的万科办公楼项目，下午也被请来看是否加入这个集体招标中。 一副美国劳动人民标准模样的Steven Holl，看深圳中心区城市仿真的反应，比一个月前来的Thom Mayne慢热得多。人高背驼胡子密的Mayne看起来像西班牙人，坐在虚拟现实的金融大楼群中就有了感觉。敦实的Hall比较谨慎，一个劲的摇头说难。不过他的眼光却很犀利，一句写字楼上的人中午在哪吃饭，就问到了现代主义规划的中心区的短处。他沉吟很久，为这群被深交所和库哈斯的自我中心所控制的建筑群关系的对称和糟糕感到没辙，觉得在Iconic建筑（张永和比作尖叫的建筑）当道的世界里，最不糟糕的事就是将新的建筑做得最简洁最没想法，如仿真里用来示意的简单体块就很好。关键是如何make the space——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一直以来在黄埔雅苑放弃沿街商业之后我就努力想在中心区北半边构建街道空间。在Holl六点半离开之前我一再希望他来解决这个我们有共识的问题。 晚上还有一个早就约好的老同事周年聚会，一个从北京突然冒出来的老同学的见面，以及明天南油购物公园招标会的预备会——三件事重在一起让我很抓狂。更震惊的是，听说了研究生班的师弟现在的北京规划院的一位副总，因为抑郁症两周前自杀。我会因为压力大而抑郁吗？老同学老同事都赶紧关心我。次日另一位同学短讯说不明白逝者既然死都不怕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我却突然很理解已经解脱的同学：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是幸福的，天堂里应该不再有抑郁，愿他微笑地俯视碌碌如蚁的我们。

这两天有一件事让我比较兴奋。 周六谢老师来电话确认评委主席之后，告诉我有个深圳的热心人愿意将谢老师的廉价生态房试着在深圳建一个，需要我组织技术力量帮忙。 我立即有了一个抑制不住的主意。当那个深圳热心人告诉我是要建在横岗她家的荔枝园里的时候，我给她推荐了另外一个地方：某个市中心的热闹商场里。 这位深圳狮子会分会的骨干、某商场的决策层、谢老师都先后认同了这个想法。技术力量嘛，我想到的最合适组合，是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生态建筑的专家加深圳大学建筑结构专业的师生，很快我也得到了这方面的积极回应。 我甚至在想，做完谢英俊的体系，是否接着做更适合陇南有土没木状况的美国哈里里“沙包房”体系？甚至做一系列叫“土木再生合力筑家”的低技术低成本环保建筑在深圳的探索？并通过在深圳的宣传带动，集结更多的力量去支持这些技术服务地震灾区和贫困地区？ 这是比我周日加班开会讨论华强北改造更有谱更能看到进展的事情。

十七日晚深圳的一份新的时尚设计类杂志《里外》热心帮着张罗了一个关于新校园计划的论坛。本来想借此推动新校园设计竞赛的进程，没想到听说论坛后的小会出现了一些疑虑和分歧，次日的邮件出现了取消公开竞赛的声音。 这个链子若掉下来问题恐怕比较大。14日的《深圳商报》不请自来未经同意就把竞赛的消息给捅了出去，尽管里面的讲话都是随意摘抄张冠李戴，念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就算了。但报道已引起主管市领导的关注，这么多人的劳动也已付出，而且公开竞赛确实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我赶紧约请李、余、白、徐几位十八日紧急商量到半夜，中间远在纽约的朱同学也参与进来，终于有了令人清爽的明朗方向，特纪要如下： 1、 土木再生首先谋求的是做事，而无暇顾及登记注册，因此不应因为有对做事资质的疑虑而停顿对“新校园设计竞赛”的推进。土木再生始终会保持一种开放态度来与相关部门合作互补，但还应该保持自身独立推动事情进展的愿望和能力。 2、 土木再生应及时将先遣队与地方约定援助文县四个小学至今三周时间里所做的资料整理和竞赛准备工作，及时反馈回文县，同时让他们确认竞赛文件的学校任务书，并邀请他们参加竞赛活动，以增进沟通参与，增强信心，稳定项目。此事由三进灾区的志愿先锋徐帅负责。 3、 初步确定公开和邀请竞赛的共同评委由深港台三地建筑师组成，评委主席谢英俊。邀请竞赛机构由深港台及内地成熟稳重有影响力的8个建筑师事务所组成。这将体现“新校园”理念和学术水准。避嫌起见，土木再生核心建筑师被劝说放弃参加此轮竞赛。 4、 立即进行竞赛预告，争取月底正式启动，8月上旬踏勘现场，8月底9月初评选。

甘肃暂时还是没去成。一是那边的村民自建房援助对象始终没有确定；二是这边行业来不及组织专家，尽管谢英俊那边及在探索低造价建房的华中理工大学都踊跃响应；三是规划部门车队的座位正好满了，仅仅加我一个人效益较差。当然尽管我觉得腰恢复的可以，但领导也不希望看到上十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后需要有人把我背回来。

7月7日 周一一早，到市政府汇报几个项目情况。华强北的改造开发动力日益强烈。可是面对华强北的人车矛盾问题，每个人都有主张，却没有任何的共识和系统的讨论。诸多建议包括车道下沉说、地下过街说、天桥过街说、沿街附加二层系统说，等等。我的地下地面及二层连成系统的立体步行街主张总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和接受度。最后领导说，要到现场一项项来决策。这倒是比纸上画画太多口水话的规划来得直接和实在，只是，规划准备好了适应这样的工作方式吗？我一点都不乐观，愁云如这多雨的季节，身心俱累时尤甚。 我现在开始站着使用电脑。我还在发明各种新的读报姿势，比如仰举、俯撑、蹲坐等，以便均摊腰背颈肩的受力状况。当然最舒适的方式，还是躺着。回来晚了累了，横在灯下的沙发上看报，还是一向最放松的时刻。 就在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刻，断断续续传来抽泣声，然后，是女人的嚎哭。 唉！人生之烦恼，无非是求不得，放不下。 7月8日 我正坐着办公室里发呆，进来一个人逮着了我。他的老板是我四五年前的一个同事，刚来过电话想查些资料。那人长得像《星球大战》刚嘎人，吧唧吧唧说了一通具体要求，原来要我去档案室为他们查找10年前的一份证书格式，说是另外的部门要看到当年的证书格式才给他们办事的。我当场被噎住了，心里想我怎么不在开会或开会路上呢？应该是部门领导体恤我行动不便才让我呆在办公室。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只好向那个喋喋不休的刚嘎人重复，说无法帮这个忙，让他另想办法。这么生硬地拒绝熟人的小要求，恶名肯定又昭著不少。过会儿想想也不能太冷漠了，就让小同事去档案部问问。小同事转眼回来，告诉我已有三拨人在帮忙找那份材料。 这两天还有一个老同学老说要来见我而老碰到我没空，后来电话上说只是想借我脸皮给别人看一看。 我正挣扎痛苦着呢，却要心平气和面对这一地鸡毛。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下午两个大的设计招标组织工作也是我心忧的事情。

6月30日 后来细想起来，这天早上，一个新的工作周的开始，似乎都很顺利。甚至因为起得早，还有时间做了几个疑似瑜伽的拉伸动作。难道是前两天一次从卫生间窗户伸手去够阳台上的煤气开关时伸展过度？抑或这段时间在沙发上坐卧过多？当我开车到达办公楼，屁股抬起要将我身体向左边横着挪出吉普车驾驶舱的一霎那，一阵闷痛从左后腰传来。如果细心，应该听到“啪”的一声，一根线拉断或者是绷脱的声音。 当时我只是觉得，腰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坐到下午下班，我久久陷坐在办公椅上，或者说是赖在那里——我怕坐起来的感觉。连领导电话安排我明天的一个会议都没有力气拒绝，直到我知道本来有另外的同事可以去。 7月1日 我在家呆了一天，也懒得上医院。这是老毛病了，去年针灸按摩了一周，除了倍加受虐待的痛苦，恢复起来比以前不去医院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而且按摩医师将我的老腰比作硬床板，我却不信将这硬床板交到他手里，推拿揉按还能给整回一张席梦思来。 但有人对我呆在家里很不满。那是我儿子，昨天刚考完期末试，这两天本来可以在家里撒开玩电脑游戏的，想不到会多出一个碍事的。 7月2日 按三天前土木再生会议的要求，我修改出一个慈善会重建明天基金与土木再生合作专用的“新校园计划”执行方案，增加了一个项目详细操作流程图。看着新校园Logo不甚理想，也顺手做了一个。 晚上土木再生又开会，刚回来的先遣队将甘肃灾区考察情况做了介绍。与慈善会等机构人员一道讨论确定了“新校园计划”在文县的四个启动项目：城关一小、哈南寨小学、东峪口小学、刘家坪小学。前两个定向邀请建筑师做方案招标，后两个则公开竞赛。 后两个公开竞赛的学校条件挺符合土木再生的理念：东峪口小学原来的村委办公和培训就在学校教学楼顶的加建层，新学校设计正好可以考虑学校设施继续对乡村社区开放和共享；山沟沟里一贫如洗让志愿者看了揪心落泪的刘家坪小学，给设计提出另外的难题：能否通过学校的设计来改变需要住宿和各自烧饭的师生们的生活境况？比如将位于重重山沟里的师生宿舍和厨房稍加考虑兼做山沟探险者的接待点以便让他们建立和外界的联系并带来一些收入……

在网络上突然看到一篇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文章，很惊诧才26年却已成重大遗忘的土地“革命”被一个旅居德国的人给说了出来。以古代档案制度闻名于世的中国，就是兵荒马乱改朝换代，老百姓的土地和房子产权好像都比较清楚。可到了1949年以后，甚至到了有计算机进行地籍产权管理的现在，用地重叠、有地无主、有房无地、一房几买、道路断头……等等混乱的事情都出来了；小产权房、土地年期、房产灭失等法律问题也没人能理清头绪；更不用说各种土地类别：国有、集体、宅基地、非农建设用地、统征返还地、行政划拨地、自用地、合作建房地、拆迁返还地……地震倒塌灭失的私人房产（包括证件）是不是等于消失了呢？按中国房地分离的法律又如何在震后主张他们无法证明的权利呢？ 可以说土地制度是中国目前最复杂暧昧神秘敏感的领域，有太多问题难以解决。不过，先从历史的梳理开始吧： 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 王维洛旅德学者

上周普林斯顿研究员庄梅林通过蔡定剑教授介绍来深圳研究规划公众参与课题，同事约我一起座谈，遂借助外人的关注和提问，粗略梳理了深圳城市规划领域的公众参与问题。 据我所知，深圳比较早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是１９９６年初在深圳市博物馆举行的《深圳城市总体规划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公示和意见征集。当时公众参与踊跃，反响很大。自此市规划部门就建立了重大规划进行公示和意见征集的惯例：如１９９６年８月的福田中心区核心地段城市设计国际咨询成果；１９９８年中信广场改造项目国际招标结果；１９９９年福田中心区城市设计优化国际咨询成果……直到最近的光明新区中心公园国际招标成果。 为了更好展示规划成果，2000年左右在设计大厦一楼开设了城市规划专门展厅，然后各区的规划分局也在办公楼大厅开设规划展厅，龙岗区甚至在最核心的龙城广场一侧建设了专门的城市规划展馆，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之后上海、北京、重庆等城市的规划展馆一个更比一个大，深圳遂于2007年决定建造新的城市规划展馆。 这个规划公示展览的发展过程，只能说是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一个侧面，源于城市规划编制的专业程序以及政府的宣传习惯，由内及外，自上而下，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而少有主动的参与。据说北京市城市规划展馆内部有醒目提示，大意是本处展出的城市规划与市民住宅拆迁没有关联——这颇能说明城市规划的宣传展示与公众参与的另类关系。 1998年深圳学习香港规划制度，推出相当于控制详细规划的片区《法定图则》，与之配套的法规规定了《法定图则》的公众意见收集和处理的程序和做法，使得与市民房产利益直接相关的片区规划有了公众参与的法定途径。尽管《法定图则》已经成为深圳各界公认的法定规划，但规划成果的专业表达方式跟公众的接受理解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公众对城市规划仍然缺乏过程参与和即时反应，因此以《法定图则》为平台展开的公众公开参与的利益博弈还不是很激烈和活跃。 公众主动参与城市规划的动力仍然来自于有产者。从投诉住宅被遮挡被改规划设计和架空层用途，到住宅周边环境的变化如反对健康中心、垃圾站、变电站甚至医院等公共设施以及城市道路、地铁线等交通设施在住宅周边设施。我所知道的著名案例有： 反对社区健康中心：梅林一村政府福利房社区（2002-2006年）、彩田村政府福利房社区（2004年）； 反对门诊部：南山区嘉佳豪苑业主（2004年）； 反对医院：碧海云天/红树东方业主反对南边建设滨海医院（2006年）； 反对变电站：罗湖嘉多利花园反对洪湖变电站（2006年）、中天名苑反对香蜜湖变电站（2007年）、福田益田花园业主反对水围变电站（2008年）；

百年不遇的暴雨，已经下了一个多礼拜。南方各省，洪水成灾。 今年有太多的百年不遇，比如奥运，比如地震。 人生不满百，躬逢如此多百年之不遇，幸耶？不幸耶？ 穿行在茫茫无边的雨阵中，感受百年孤独。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出台，这是令人期许和及时的法制行动，为灾后重建的理性和规范提供了法律基础保障。浏览条例，其中对临时安置的多样化鼓励和补贴，对重建规划受灾公众参与的强调，对文化与传统建筑的延续，还有对心理援助的考虑，都是很周到、很有针对性并且有人文关怀的条款。在灾后生态环境变化与对应、社会与家庭的变化与重构、非政府机构和志愿者支援行动等方面，也许还可以有更具体条款来引导和规范。但是已有条款能够得到尊从何落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灾区新闻正在收紧，得从各种非正规途径了解一些灾后重建的具体做法。 比如由国务院下达各省包干的单一活动板房临时安置方式碰到了土地紧缺、水泥地面造成农田板结、材料涨价、运输紧张、通风条件不好、山区难以成片设置等问题。据说深圳人手脚快，厂家、施工队、地盘都是先下手为强，以“深圳速度”在什邡已经建好了几千套。动作稍慢的如广州，材料到了，却发愁找不到建板房的地。但快如深圳，建好的板房也得先空着发愁，因为如何公平分配出去也是一个难题。在边远山区，若不能都住上板房，则宁可不建，因为自古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又比如规划也在匆忙启动要在短期内有进展，据说北川县城新址已定板凳桥。按史建先生从台湾带回的忠告，在余震不断、震区地质条件没有稳定之前，任何规划建设活动都缺乏起码的基础。而清华的尹稚院长则提到目前地质灾害调查的很多专家都不愿意亲临现场作田野调查而是在办公室和地图上做纸上谈兵，提供不可靠的信息。在这种条件下完成规划的实际用处就可想而知了。 参加都江堰灾后重建国际咨询的团队专家似乎带回了更多对借助地震实施拆迁的担心。条例中要求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应当……充分听取地震灾区受灾群众的意见，看来这一条款是灾后重建规划行动需要落实的一项关键。

一直隐隐担心大地震成为城市精英们指点江山激扬宏图、按某种理想与意志重新安排城市的契机和工具，成为随意涂改刷新城市产权、文脉的规划橡皮擦。地震伤害的是灾区每一个人，如果说灾后重建规划是在帮助灾区每一个人的话，这个规划就应该有一种制度去征求每一个受灾人的意见，了解哪怕是少数人、个人的诉求，这也是规划通过成为合力参与、共建家园的开放工具平台从而自我解放和再生的机会。如果规划仅仅成为空泛的公共利益代表而实际行使的是少数决策者和规划师的意志，这种规划就可能成为一种地震次生灾害，摧毁着地震没有摧毁的东西。 一封都江堰市民来信透露出这种可能： 我只知道，在网上，民间，在一个个幸存的都江堰灾民口中，流传着一个消息，那就是，当地市zf要对城市进行重新规划，一环以内的房屋，无论是否危^房，都有可能面临被推倒的危险。之所以迟迟不公布结果，就是要根据重规划的蓝图，将相关的区域定为^危^房。 不仅仅是居民住房，都江堰上万的商铺也面临着这种局面，至今没有任何有关商铺拆除安置的意见出台。都*江*堰是国家级旅游城市，以旅游业和商业为主。至少50%以上的都江堰人，辛辛苦苦了几代人，就为了换来一个小小的商铺，以此谋生。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无论是都江堰本地人还是外来打工人员，租用了商铺，做些小本生意，聊以为生。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背负着贷款。大家都知道，做生意不好做，挣钱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如果这些商铺，不考虑震后情况，一律推倒重建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面临失业，失去他们几十年的心血，失去他们唯一的生活和经济来源，就会有更多的人需要领救济金度日。 这些没有损毁的商铺，商铺主以及租用商铺的经营人，都在苦苦期待着房屋鉴定结果出来。他们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尽快恢复日常生活生产，只要商铺可以使用，他们就可以尽快地开始正常营业，争取每一个自救的机会，不让自己成为国家、人民和政府的负担。 但是，如果真的是如传言所说，只要你的商铺落在重规划的范围内，不论*危*房*非*危*房，都被统一定性为危*房，不论情况如何，不提供任何的法律依据和科学鉴定报告，不提供丝毫的经济补偿，就一律强行拆除的话，这一部分人，包括商铺拥有人和经营人，就失却了赖以生存的活路，成为了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和生活来源的失业人士。这对于灾后重建的开展，安定民心有百害而无一弊。 鉴定结果一日不公开，一日不接受中央机关、专业人士和社会上广大群众的认可，所有的未倒塌的，可使用的民房和商铺，都面临着在最后时刻被硬性划为危房拆除的危险。现在都江堰房屋管理局，不肯向任何人出示鉴定报告，都江**堰本地乃至成都市四川省，没有任何专家敢出面进行私下的房屋鉴定，律师也拒绝为任何灾民辩护，这里面，是否有蹊跷？ 总而言之，我们都江堰幸存灾民强烈要求自救，要想尽一切办法自救。我们不是贪心不足，国家给了好处还不知足，而是要通过争取自己的利益，更好的为我们的乡亲们服务，让我们美丽的故乡，早日走上正常生活的轨道。而需要生产自救，就需要回到没有危险的房屋内，做好本职工作，产生工作效益，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成为国家和人民的负担。 从朱涛推荐的台大城乡所网站http://www.bp.ntu.edu.tw/index2003.html，找到王鸿楷的一篇：921家园重建联盟调查组报告摘要http://www.bp.ntu.edu.tw/index2003.html，比较系统反映了灾后规划的经验教训，仅将建议部分引用在此分享：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