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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自由与福利

周日上午去科学馆报告厅听学者秦晖关于《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的演讲——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秦晖从1853年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讲起。这位拿破仑三世委任的改造总指挥,以“直线画到哪拆到哪”的方式,用17年时间拆除了巴黎43%房屋,与开发商合作驱赶穷人,为不能“右转弯的炮弹”开通直线的香榭丽舍式大道和放射路,打造了以牺牲社会下层利益和历史文化为代价的近现代巴黎的结构与基础。这种奥斯曼式的大拆大建在随后的第三共和国、其它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都不能推广风行。除了后来的南非种族主义的政府在约翰内斯堡索韦托(soweto)采用另外一种划定隔离区的方式,世界各国基本上用两种方式解决城市化中的贫民居住权利:允许贫民在城市的一些地方“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或者以福利国家方式消除贫民窟。普遍的趋势是自由与福利兼有,尽管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识是: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做法已为人道的底线所不容。

正好周四为岗厦河沿片改造的一些事情,特地去看了福田区城中村旧改的两个代表:推倒重来的渔农村和综合整治的水围村。我当时的疑问是:通过整体推倒从来增加容积率以引进开发商改造改造方式,渔农村村民不受法律承认的自建房被拆除后换成了户均上千平米的新住宅,归地产公司的那部分销售价格也超出他们预期的一倍,政府也少了一块管理麻烦环境不好的城中村——听起来是一件多方共赢皆大欢喜的事情——那么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推广到全市全中国?水围村综合整治也不错,环境、市政、消防都有改善,按理更应该提倡推广,但是相对渔农村可以将现有物业变成有合法产权并更值钱的新房子的做法,是否存在不公平呢?城中村全部改成高档封闭社区是否也损害了城市空间肌理及社会形态的特色、延续性及多样性?推倒重来模式完全忽视租户(渔农村原先也有上万租客,现在要改得岗厦村有6万租客)的权利和意愿,是否也缺乏对城市生态、服务通勤、和谐社会、人道权益的一些考虑呢?

当然地方政府有一种强烈的观点:通过产业转型控制和降低低素质人口。改造旧工业区和城中村正是降低人口提高财税的好办法(目前的福田区正在享受这样的甜头),但是这种奥斯曼化的城市改造方式,是不是一种长久之计?如果每个城区、每个城市都以优化人口结构的方式来嫌贫爱富,城市化率要向发达国家看齐(达到60-70%以上)所要消化的中国几亿农业人口又是哪些城市来承担?

周五有幸和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前辈Peter Hall爵士共进午餐,我也拿上面的最后一个问题向他讨教。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介绍了英国城市自工业革命以来不断吸纳(而没有排挤,哪怕是现在的外国移民)外来人口的历史和欧洲一些衰落城市急需吸引人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