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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土地制度问题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sheping/200702050289.asp 5日南方都市报社论《宅基地酝酿上市流转 农民土地所有权需落实》,以及次日的两篇评论“应如何落实农民土地所有权”“应如何落实农民土地所有权”,都与我通过城中村研究得到的体会相近,值得关注这一话题的展开。

如果不是在实践上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你不会想象这一制度设计的诸多不可思议。中国几千年的变革和革命都是围绕土地进行,但最后一次革命带来的土地制度,却是最终最大程度削弱了人自由支配土地的权利,使土地这一不可再生的生产要素乃至商品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也成为城乡建设诸多矛盾的根源。

这些制度包括: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二元制的不平等;个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有一定年期使用权;农民宅基地不能流转买卖也不能享受城市土地同等的规划与开发待遇(即使已经位于城市建设范围内);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国家征用才能成为城市建设土地;等等。

这种制度设计的含意是:农民只可具有在其使用的土地上进行种养和建房自用的权利(有时候种养什么的自主权也没有),而无权采用其余能够更好发挥土地价值来发财致富的土地利用方式(如开矿、兴修水电、修路架桥、做城市土地开发等等),也无权分享其余方式带来的利益。因为其他更能挣钱的土地利用方式,都只能由国家指派其他机构或公司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后进行,农民得到的只是土地上的青苗补偿和一般5年的种养收益评估的补偿。

这种制度设计的后果是:要么老实,失去土地,没有其他就业技能和机会,堕入贫穷(如很多水库移民之类);要么抗争,自己自发来分享土地增值的利益(如所谓的违法建筑者、城中村村民)。

我们将部分土地返还给村民做宅基地时,是将城市土地这一商品当作只限自个享用的福利(限建240或480平米自用)来发给村民。岂不知土地商品在市场上是可以通过开发强度和用途的充分利用来释放其最大价值的。

我们没有允许农民按照城市规划来开发自己土地获得土地最大价值的制度,也没有让农民以土地作为股份参加城市开发(或其他开矿修路建水电站)的分红制度,或者其他形式的和谐共赢的制度。

我们只有等农民将自己土地自发地建得实在不合官方心意(所谓现代化城市标准)时,才通过城中村改造制度,来允许农民通过政府和发展商介入改造来重新获得本来他们就有份的利益。

这是何必呢?逼到这一步,政府要付出巨大的行政成本(福田区光推动渔农村改造半年多要投入处级干部二十来人),城市要付出空间更加拥挤的代价(容积率到4、5、6…),地价还要损失,该政府负责的市政设施投入还有补上,而城市规划的系统性早已受到破坏。

早知如此,为了保证城市规划的实施,收到土地该有的地价,何不把每个村民当王石这样的地产商看待,给予同等的土地开发权利呢? 有人或许又说,那些村民凭什么就成为百万、千万富翁呢? 凭什么?就凭他们先人祖宗眼光老到先见之明在此安家耕种。要知道是城市要建到他们的田地里,不是他们耕种到城市里。城市可以征用他们的土地盖房子挣钱,有什么理由指责他们在自己已经缩小到百分之几的返还用地里种房子呢?退一万步就算是一笔横财,难道就不兴让历朝历代都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民发一次吗?连农民都富了,这个国家才是真正富啊!为什么财富就不能直接藏于这些农民而非要通过各种政策设计和复杂的有严重中间损耗的途径来集中到国家和某些公司呢?即使农民没有足够的水平能力看管和经营好他们的飞来横财原始积累,赌抽败家了,也不过是社会财富的转移和重新的优化配置而已。国家和城市如果实在眼红农民被城市包围和消化所获得的巨大财富,完全可以通过税收来调节和分享,何必弄成这副乱局难以收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