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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多些规则,少些规划

《城市中国》2007年17期约稿

多些规则,少些规划

规划、改变规划和非规划

自1992年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以来,中国城市规划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增长期。如果所有的城市规划成果能像拜年短讯那样可以累加统计,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海量数字;如果将这些规划文本车载斗量,或将这些规划图纸模型加以集中展示,也都将是一项吉尼斯奇观,或者是一件令人震撼的双年展作品。这一行业的经济总量倒是可以设法统计,但在这庞大的人力财力投入之后,规划的成效则是难以但却更值得评价的一件事情。

就以城市规划成绩而获得世界建筑师大会荣誉提名的深圳来说,客观面对城市发展的现实与规划指标的差距——如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发大大超出预期(1996年总体规划预期2000年人口规模400万,建设用地420平方公里;2010年人口规模430万人,建设用地480万平方公里。而买际上目前人口已达1200万,建设用地已达660平方公里)、合法用地只占43%、违章建筑比例高达半数、将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城中村一一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深圳有将近一半并不是通过规划建成的。这说明一个问题,在当下的土地为首的一系列制度之下,规划的全面覆盖本身就做不到,规划预测也总是与实际不相符,规划的成效其实有限。 即使规划能够覆盖和实施的地区,其实际效果,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有简·雅各布斯~针见血的评价。就拿现在的人来说,要在巴黎、伦敦、北京、上海的新旧城之间作观光或生活的选择,相比较而言应该还是老旧的受欢迎得多。也不是说那些旧城就没有规划,但那肯定不是现代主义以来的那种规划,而是设计+规则(如风俗、习惯、气候、材料、技术等形成的限制规则)的结果。

再比如深圳,拿经过严格规划建设的香蜜湖地区与改变规划用途的上步区\车公庙\八卦岭,以及自发建设的城中村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严格规划并实施的地区,马路宽阔、绿化茂密、小区封闭、建筑疏朗,有很好的视觉效果。但只要你不是居住工作在此并依靠汽车出行,这样的环境基本与你与行人无关。体现了一种郊外住区的反城市特征.以及超人尺度。而自发建设及改变规划用途的城中村及工业区,总是呈现出一种丰富多样、开放共享的城市活力。深圳超过一半的城市生活,正是发生在这些没有规划或改变规划的地区。而且来得更加平民、多元、精彩,成为体现深圳城市特色的代表。这样的现象,古今中外的城市,概莫能外。

规划的实质

规划为什么总是没有非规划有活力并且总是需要修改呢?这需要回溯规划的本源。

规划planning,原本就是计划。现在中国的计划部门都改名叫发展改革部门,“十一五计划”二婴也改叫“十一五规划”。似乎计划经济正在从字眼上被消除。将“计划”改为“规划”,而不是将“规划”改为“计划”,其潜台词应该是:“规划”是科学,“计划”是应该消除的旧体制残余。

但在“计划”被隐退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规划”这个词的清醒认识。在多少年形成的话语环境中,规划由于占了一个“规”字,总让人感觉是一门科学,代表真理和权威(规则?规范?甚至有人就说规划是向权利讲述真理),其成果不可挑战和更改(规定?法规?法定图则?)。不管怎样,在当下中国,重视规划尊重规划的概念实际上多多少少还是被营造出来的,至少对普通老百姓,只要祭出“这是规划!”的大旗,一般只有束手就范的份儿!

规划真的如规划所追求和标傍的哪么合理和权威吗?

从规划的原来面目来说,规划就是计划,都是对未来的估计和安排而已。对于未来,惟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其不确定性。我们的城市规划师阶层实际上成为新的城市祭司阶层,关于城市未来的一切,都需要规划师的预言和安排。而且,在这些预言无法兑现的时候,现代祭司们总是能找到新的解释,甚至都不需要或者来不及有新的解释,预言不准所带来的新问题或者新的城市行动又等着祭司们做新的预言。新预言不断覆盖旧预言,现代祭司们成功创造了一门预言科学、一个循环的需求链条以及附带而来的庞大的预言经济。

我们的城市需要那么多预言吗?关于城市的预言版本已经汗牛充栋,而城市的新旧问题还是扑面而来,触目皆是!是时候了,我们的城市要摆脱“预言、不准、再预言、再不准……”的死循环。

鲁迅说过一个故事:某大户添丁,贺喜者关于新生儿非富则贵的各种预言让主人喜笑颜开,惟一人说此儿将来必死,被暴打而出!这个故事中,预言好听而无法检验,真话实在却于事无补,对这个小孩的成长都没有多大意义。—个小孩的未来定位,可以规划,但存在最大的不确定性,谁也不能预测准人生未来。但不管其日后是当运动员还是科学家,对小孩成长真正有意义的,应该是根据成长经验和规则,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与外界学习交流的机会,前者使其在骨架结构上发育健康,后者让他释放自己的潜能,成龙成成凤则看机遇和造化。

一个城市的成长,似乎也应该是这样。城市将来会成为什么,不应该依靠预言,还要靠机遇和造化。但我们应该赋予城市—个可以发育健康的骨架结构和健康成长的规则。世界都会纽约不是预言出来的,更不是反复预言的结果。但纽约从—开始就被赋予了—个骨架结构并逐渐形成一套成长规则,保证了纽约不断健康地发育成长,直至成为世界最繁华的大都会。

从规划到规则

什么是纽约的骨架结构和成长规则?方格路网、方块用地以及不断完善的一套建设规则(专有名词叫zoning,又叫区划条例)而己。

这需要现代祭司们反复的预言和描绘吗?不需要,—个会用尺子和算术的人就可以胜任网格划分工作,而规则,则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立法过程,也没有太多祭司们的事。这些工作与其叫预言、计划、规划,还不如叫分地和立法。这些工作相对于城市规划,更准确的应该叫做城市设计。

所以,对于城市的成长来说,与其通过规划给予—个美好的预言,不如通过设计给予—个可以不断生长发育的骨格结构,并为其制定分地、盖房子以及反复重盖房子的规则。

城市规划一味强调自身的科学和权威,在图纸和模型中指点江山安排城市,这是很无趣的事情。人一规划,上帝也是要笑的。特别是城市规划把持在少数规划专业人员和政府官员手里,以极少数人的智慧和意志决定极大多数的人的需求和生活,这事情即使看不出有什么危险,也必然极端冗闷。所以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建立以来建设的新城基本上都是沉闷无趣的。

城市为谁而规划?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却不能停留在道德呼吁上。规划需要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保证规划片区内各利益相关者能全程参与,以规范的程序和方式来表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使规划最终能够体现各方利益的共赢,并因而更具备可操作性。

城市应该由谁而建?好像这个问题追问起来也挺有意思。尤其在我们新中国特别是当下的潜意识中,城市只能由政府、大企业、,大地产商来开发建设。私人,作为单独的个体,所盖的私房,好像入不得城市法眼、登不得城市大雅之堂。这么多年来,城市规划及管理除了不断为私人盖房没置障碍(如规划师将地块划得很大说是有意给小地产商,更不用说个人改置拿地门槛,深圳规划标准准则规定小于3000平方米土地不能开发住宅,在深圳私人盖房子有十几年停止报建,等等),好像没给私人盖房考虑过什么。而私人也只好自发盖房,形成被主流声音形容为“毒瘤”、“伤疤”和“包袱”急欲除之而后快的城中村。

其实我们的城市规划已经太多,而城市规则却是太少。建造一个城市,如以描绘终极状态的城市规划蓝图为依据,还不如以协调建造过程中相互关系的规则为依据来得有趣和有效。建立某些划地和盖房的规则,让尽可能多的人来盖房子,并在过程中根据规则不断调适和互动,让城市充满变数、可能和意外,复杂多样,这才是一个城市应有的成长过程。城市的这种成长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就像我们应该尊重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选择权力而不可以将—个我们制定的人生规划强加给他或她。

必须相信,魅力城市是生长而不是规划出来的。规划需要转变的是,多去寻找和制定一定范围内可供城市自由和自发生长的法则,而不要总是停留在给城市描绘终极未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