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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关于城市点灯的建议和互动

说明:这是2011年应我遵所在规划部门领导指示,为当年深圳大运的灯光工程写一份个人建议,给当时分管市领导,并通过领导批示,与负责灯光的市城管部门做了座谈沟通。灯光部门也写出详细的座谈反馈报告。这些资料原本在博客草稿里存放了久,现正值深圳步杭州、厦门、青岛等城市后尘在举行宏大灯光秀,点赞很多,讨论很少(所配图片全部来自网络)。于是特地将7年前的观点和互动,拿出来回顾一下。 大运会快结束了,这个城市为大运所做的都看到了。其中关于灯光工程,应规划主管领导的建议,我曾代表筹建中的设计中心,写过下面的建议。城管的灯光部门,也应主管市领导的批示,和我座谈,认为可以接受部分建议。但似乎也没注意到这些建议是否产生了效果。 关于迎大运城市灯光夜景营造的建议 X 领导: 为迎接今年大运会召开,深圳正全力行动,全面提升城市市容环境。其中城市灯光工程是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市历年来不断投入和实践,取得不少成绩,同时也积累很多经验教训的领域。面对我市即将展开的新一轮灯光工程,刚成立的城市设计促进中心积极关注,为领导建言建策如下: 1、 灯光工程对于今日城市,不仅仅起到美化亮化作用,也是城市品位、便民措施、节能环保、新技术应用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要达到这些要素的综合平衡,灯光工程需要在美学设计、论证决策、政策法规等环节都要有更好的控制与改善。 2、 中国城市灯光工程近二十年在建筑上主要经历了勾勒建筑轮廓、泛光照射建筑外表、LED灯光变幻立面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变化主要体现了灯光照明技术的进步,但却是灯光表现建筑与城市的退步。因为泛光灯面对现代建筑平整光滑的立面,没有凹凸层次可以烘托,反而常因幕墙玻璃造成一些投射反射的光污染;LED灯更因为亮度和变化的炫目而喧宾夺主,将建筑与城市都反衬成了看不见的背景框架。最能表现现代城市商务繁忙、商业活跃、居住温馨的灯光方式,还是内透式。内透式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法规和能源优惠补贴方式,直接用室内灯光(北美城市通常做法);另一种将LED等节能灯装于室内靠窗位置进行装饰投射。我市应该超越现有以灯光为主角的做法,将灯光工程上升到表现深圳现代建筑与城市生活的层面,多些采用内透式,与其它方式均衡配合,借灯光及其技术,艺术地表现深圳城市内在气质,以及建筑的内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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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图

(此文为2005年发表于当时深圳城市规划局内部刊物的旧稿,后来的规划局立项开展了”一张图“项目,试图整合各种规划到一张图上。因为最近我创办的未来+学院在研发城市智能互动平台,就翻出来做为当年的思考纪录) 大学同学赵世晨在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当老师,给我寄了一张2001年的福冈城市规划总图和2004年的新基本规划。虽然是日文,好在关键名词还保留着从中国传过去的汉字,连蒙带猜还能看懂个大概。那张大总图背后还印了很多解释及表格,我将其贴在办公室大玻璃墙上,正反面都能看个仔细,没事就多看一眼,渐渐看出一些与我们的城市规划不同的地方。首先从图例看,与我们规划图仅用常见一系列色块表示用地性质不同,这张图的图例不但要表达用地性质(除公园、道路,建设用地主要分居住、商业、工业三大类,其它靠兼容解决,居住再根据其高度进行细分类),还表示不同建筑高度分区、防火分区、市政服务设施等分区,同时还要表达容积率、覆盖率、建筑退线(当然这些指标也就尽量统一和简单)。其次,左下角还有一张城市中心商业地区的容积率分区图,容积率根据其所在中心地段、所临道路宽度从8到4做有规律的递减分区。而背面,则有城市规划的一些名词解释、用地性质兼容列表、建筑高度后退控制示意、所有公园绿地列表、所有规划要修建道路及路幅宽度(最窄4米宽)和长度列表。一张图,实际把城市规划(主要体现在用地分类)、城市设计(主要体现在高度密度分区)、城市建设计划(城市开发地区、绿地、待修道路列表)都表达了。如此多信息,比我们从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组团规划、法定图则诸多层次规划的总图加起来都要多。难怪这张总图的日本汉字名叫做“福冈都市计划总括图”,一张图把需要的规划实用信息都汇总包括了。这张图由福冈市政府印制,印数二万五千份,具有法律效力,建设单位可据此申请建设,可见其在城市管理及公众参与中的重要性。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张图,对于我们依靠各种层次各种版本的规划但管理实践中依然无所适从的状况来说,一张图尤其有启示意义。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将有效的规划信息总括到一张图中,这是城市规划条例修改、城市规划标准准则修改、城市设计规范制定、信息化管理等等方面正在启动或即将启动的项目需要考虑的大方向。所谓有效的规划信息,我认为指的是道路和地块如何划分,高度、退线、密度以及用途的兼容和混合如何确定,这是城市规划实践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前者是划地业务,后者是提设计要点业务。城市规划实质上是为这两个业务提供直接的参考和支持,也只有这样通过这两个业务,规划才得以实施,成为有效的规划。这两个业务所需要的业务信息,一张图足矣,何须大张图纸满墙高挂、厚壳文本汗牛充栋?为此我们正在与信息中心及项目编制组一起,拿两个城市设计项目做试点,制定作图标准,将有效规划信息总括在一张分层的电子图中,插入信息中心的图形系统,供划地、提设计要点之用。我们暂且将这么一张能反映规划有效信息、有统一作图标准、能进入图形系统的总图称之为规划信息电子总图,这是对传统规划体系及目标如何面向规划业务管理、传统规划成果如何适应信息化管理而提出的新要求。为了将这张福冈总括图弄明白,我向同学提了一些问题,他作了热心的回答。问答抄录如下: 问: 这个规划是由谁委托谁在什么时候编制的?一般几年编制一次?比如国内一般是规划局委托规划设计院编制,规划期限5-10年(深圳20年)不等,再长就是战略规划,还规定必须编制更短的近期建设规划。 答 这个基本规划(则文本)是由福冈市在2年前编制的,也是最新的。但,具体的调查,编辑等等是福冈市委托某城市规划咨询公司制作的。基本规划的审查是由城市规划审查委员会来进行,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主要包括大学教授-委员长,市民代表,企业代表,律师等等,但政府部门人员不能参加审查。根据审查委员会的意见,规划方案要进行多次修改。审查通过后,由市长签批通过。最后向市民公布。 规划期限跟国内大致相同,基本规划一般是10年左右。再长的叫‘基本构想’, 一般是20年。实施规划比较短,5年左右。 问 规划的法律地位如何?如何实施?里面列举的新建道路有没有涉及私人土地?如何建设?国内总体规划的道路系统一般只到次干道,而且是示意性,没有准确坐标和路幅宽度,要实施还要依靠各种详细规划和道路专门规划,一般道路都不穿越出让地块,因此地块都偏大,路网密度低。 答 基本规划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根据基本规划制定的‘法定城市规划’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个‘法定城市规划’不是必须制定的。在日本,基本规划主要是通过‘城市规划规制’和‘城市规划项目’来实施的,并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给你寄去的那张图纸就是‘城市规划规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新建道路一定会涉及到私人的土地或建筑。新建道路的用地主要是靠买地或换地来得到。在日本,政府没有权利强制收购私人土地,所以新建道路是又费时间又费资金。一般建一条新道路要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是非常难的。 新建道路在‘城市规划项目’中有详细规定,不存在坐标和路幅的问题。因为土地完全是买进或政府所有的,所以也不存在穿越出让地块的问题。 问 都心容积率从4-8非常有规律分布,相邻地块容积率一般相等,这是示意还是严格按此建设?国内地块容积率很少在总体规划中确定,也没有按与市中心的距离及按道路幅度有规律地确定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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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关于紧急抢救深圳“短命”建筑的建议

一、 纷纷“非正常死亡” 的深圳80后到00后建筑 随着深圳全面进入城市更新的建设阶段,才步入中年的深圳,正用第三、第四个十年的时间,不断擦除深圳的第一、第二个十年的建设痕迹。且不说因为迎大运等原因被大规模穿衣戴帽改头换面的建筑(如上海宾馆、大剧院、四川大厦、统建楼等等80年代深圳地标建筑已经不是原样),这20年光消失的早期有名建筑,南山区有老文体中心、南油总部大厦、深圳湾酒店、康佳厂房,福田有老区委大楼、华强北则有嘉华市场、兰光大厦、迪富宾馆等,罗湖有南国影城、友谊城、三九大酒店……这些仅仅是我作为老深圳自己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更多了。而正在准备城市更新计划拆除的,就有晶都酒店(100米1988年开业)、深圳大剧院(1984年建)、湖润大厦(80米2002竣工)、湖臻大厦(80米2003年竣工)、奥康德大厦(高层)、锦湖大厦(高层)、罗湖老区委大楼……这些楼龄从14-34年不等,完全没有到50-100年以上的设计年限。 二、这些建筑“英年早逝”有什么坏处? 这些年轻大楼的纷纷“英年早逝”,带来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层面的诸多不良影响。 历史文化的负面影响,就是让深圳历史上最重要的起步阶段的建筑文化都无处可寻,从而丧失历史层级的厚度和建筑文化的多元性,让深圳始终处于无法积累文化与历史的状态。 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就是成为深圳余泥渣土的两大来源之一,也是两年前光明大滑坡的主要原因之一,制造极大环境压力。拆除后建设密度更高,也增加了城市交通压力。 社会负面影响是大拆大建风气风行,未顾及社会公众感受、邻里社区和基地原有居民的相邻权益和居住权益。甚至从经济上也是一种高碳的社会资源浪费行为。 按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向住建部递交的《建筑拆除管理政策研究》报告,中国每年由于建筑过早拆除带来的建筑垃圾增量约4亿吨,约占我国垃圾总量的40%。过早拆除的建筑碳排放量约为中国碳排放总量的5%,如果考虑建筑再建过程中所需的建筑材料以及拆除时的碳排放量,建筑过早拆除将致中国每年新增碳排放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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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光明写过的部分文字

从2006年开始接触深圳光明地区,已有8年。光明通过城市设计竞赛/工作坊所确定的绿色城市定位仍在实践探索中。这期间也有一些国外研究者来了解光明的规划历程,我从博客里整理部分文字,作为这个历程的注解。 来个国际作坊?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l9.html new-radiancityoranti-radiancity?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iq.html 光明初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id.html 光明作为砖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hv.html 光明的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5adaa0100oegx.html 光明新城作坊(1) http://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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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PRT交通系统概述

胡应平老师的这篇博客是篇PRT资料大汇总,很有参考价值。原文地址:PRT交通系统概述作者:huyingping1961PRT(Personal Rapid Transit)又称“个人轨道交通”(Personal Rail Transit),为小型车辆在专用轨道网或专用道路网上自动行驶的交通系统,为独轨交通及专用道路交通的一个分支。溜索交通可视为PRT的始祖,由于其架设极为经济方便,在边远山区仍广泛使用。PRT(独轨交通)的最早专利文献记载为1821年Henry Robinson Palmer的专利,其技术方案为悬挂独轨,动力为马匹,用于运砖,该专利于1825年实施,称为Cheshunt Railway[1]。 鉴于目前汽车交通存在的能源、环境、安全、占地、拥堵、需要人员驾驶、卫生等方面问题,世界各国正在积极探索应用节能、节地、环保、经济、个人使用、安全、自动运行的PRT(Personal Rapid Transit)交通系统,PRT概念最早由美国人Donn Fichter于1953年提出[2],其目的是解决汽车交通模式出现的问题。由于独轨道岔技术的制约,PRT未能广泛应用。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几年的探索研究,PRT技术进一步成熟,在利用独轨交通技术克服汽车交通的缺陷、利用独轨交通技术的同时利用现有公路网、在轨道上实现独轨车转向控制和道岔技术、独轨车驱动技术、网络远程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自主转向悬挂式独轨道岔技术方案的发明[3],使轨道的车辆流量提高6-300倍并极大提高道岔的可靠性,使PRT展现出光明的应用前景。 图1 北方工业大学研制的个人轨道交通车辆,该车采用电力驱动 图2 个人轨道交通在山区运行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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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机制,优化环境品质

关于健全机制、优化福田区环境与空间品质的议案或建议 案由 福田区是深圳中心城区,城市空间与环境品质理当成为深圳标杆。2012年福田区政府在环境提升方面投入6亿元人民币,占福田区政府年度计划项目经费的40%,可谓是工作的重点。2013年福田区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突出“ ‘规划先导、空间优化’,大力提升城区发展的容量和品质”的任务,要求“坚持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优化城区生态环境和空间格局。”来“提升人居生活品质”。 那么,如何保障“提升城区品质”行动的高品质,保障“优化城区生态环境和空间格局”的高品质,则首先需要科学合理的实施机制作为基本保障。 案据 1、 新一届区人大代表从去年履职参加调研以来,屡屡发现可帮助项目提升改进之处,但往往因为项目已经处于实施某个阶段,生米快成熟饭,也只能得过且过,将就将就。所以代表间讨论较多的是,区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如何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众、专家的开放参与机制提前?如何在调研、计划、实施等环节建立高品质的参谋、评估、监督机制,来保证项目实施有最大的满意度和品质? 2、在已经高起点建设的福田78.8平方公里土地上,哪些城市容量最有条件提升?哪些环境和格局最迫切需要优化?哪些城市品质最有待改进?这些都需要提前进行专业和规范的调研、评估、筛选。2012年区人大代表参与了解的一些项目中,在公园修建大型地下停车场(本来至少可以局部升起地面降低造价和管理营运成本)、给区里所有学校窗户贴遮阳膜(不分日照朝向)、给水围村提升环境(在环境优异的地方锦上添花),其必要性、紧迫性都可以有更公开的讨论。 3、福田区作为城市中心,一直是市、区两级政府投资建设重点,基础设施和城市品质皆为深圳各区之首。要在这样高的起点上再予提升,其难度更高,成效更难取得,甚至可能会是重复建设、弄巧成拙。这些年穿衣戴帽、环境提升、雕塑项目普遍展开,虽然起到城市面貌一新的效果,但是否达到延续城市记忆、达到环境与建筑设计乃至艺术上的提升、达到让更多市民方便使用和体验城市公共设施与空间,这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总结、评估与改进。 4、如果要求“坚持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那就更应该了解国际先进城市的经验与教训,在项目的立项、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都应该有更多的国际视野、国际研讨、国际征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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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设计联盟倡议书

人居环境设计联盟倡议书 两年前,一个“设计之都”的头衔幸运地降落到深圳头上。深圳设计界为之欢欣,也应清醒认识到其间的差距。 城市、建筑、交通市政设施、环境与景观的设计,在“设计之都”的组成元素中,属于以我们的人居空间环境为对象的设计门类,其成果直接影响到城市公共空间环境的水平与质量,可统称作是“大设计”、“公共设计”或者“人居环境设计”。中国城市近三十年高速发展,成就骄人。其空间环境的水平质量,作为使用者的市民,有目共睹。总体而言,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还是不高,也就意味着这些人居环境的诸专业,有待改进的地方甚多。 城市规划设计者,习惯按本专业的传统学科理论和行业惯例来工作,作图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漂亮。但绿色、可持续等科学发展观的趋势,要求他们的工作要纳入更多的水文地理、地质工程、环境物理学科知识;要求他们要知道道路的布置如何更利于通风和方便行人;一栋高层办公楼节约经济的用地规模应该是多少、建筑师遵循城市设计条件和自我创造发挥之间的边界在哪里……人居环境的系统性,要求当下的城市规划设计者必须与市政、环境、建筑等专业的设计师工程师有更好的互动和交流。 建筑师普遍的形式创作训练和欲望,限制了这一古老专业在解决当今人居空间环境问题中担当主导角色。建筑师如果不能主动地研究城市问题、关注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掌握建筑生态技术、参与建筑工业化进程、了解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应用,那么建筑学就会萎缩为少数时尚精英玩弄标志性式样的把戏。 专业分工的日趋详细,使得道路交通等市政设施的规划设计日益独立甚至先行于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高快速路与高架桥立交桥粗暴地割裂城市和景观资源;自行车与行人出行越来越艰难甚至于无路可走;挡土墙给自然地形留下伤疤一样的切口;工业码头、污水处理厂和地铁车辆段占用城市宝贵的滨水资源;纯工程化的河道治理降低人们的亲水机会;变电站、垃圾站和公厕总是被破罐子破摔而得不到足够平等的设计…… 湿地降解池、垃圾场、污水厂以及水厂能否当成公园或广场来设计?而公园、街头绿地、花坛围边、灯杆、路牙能否避免过度的设计和铺陈?广告招牌、地下出入口、风亭、岗亭能否主动自觉地成为景观与建筑设计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市政工程师、景观建筑师与建筑师应该相互换位思考的问题。 以上人居环境设计专业的各自为政相互分离,实际上是把有机整体的人居空间环境人为分解、独立设计而缺乏系统间的相互协调和融合。假设上帝造人时也是这样分别设计制造各系统与器官,再将其拼装起来,那人类的笨拙和丑陋,将一如我们今日的城市。如果说将各个人居环境设计专业的独立成果拼装成一个城市/木桶,决定这一城市/木桶有效价值或者说整体水平的,不是最长而是最短的专业/木板。在这一人居环境系统上,各专业的努力,无法一荣皆荣,却会一损皆损,因为衡量设计价值的标准,不能再继续局限于各设计专业自身传统的审美或技术标准,而应该放到建成环境的整体效益、以及人的使用感受上来。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发表吴良镛先生起草的《北京宣言》,提出将城市规划、建筑与景观设计整合发展成“广义建筑学”,来共同应对人居空间环境给各专业的挑战。在全球气候变暖、可持续发展日益迫切的今天,人居环境设计联盟的提出与建立,正是对人居空间环境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的一种响应与行动。 人居环境设计的联合,不仅仅是各个设计专业的联合,还应该是与设计链条上的政策制度、技术材料以及地产产品研发创新者的联合。深圳在强大制造业基础上,正朝创新与创意经济转型。设计应该也必须成为这一转型的催化剂和加速器。通过联合的设计创新,借助深圳多年来先行先试的优势,可以设计更有针对性的制度政策,营造更适宜的设计创新环境;通过联合的设计创新,能促使目前主要面向欧美为主的太阳能光伏产品,也成为本地建筑师熟悉和流行的新型建材;通过联合的设计创新,将让本地过剩的集装箱生产能力,迅速拓展到建筑工业化产品化的领域;通过联合的设计创新,将使国内领先的深圳地产界研发力量,更快地解决住宅产品的系统创新和推广应用;通过联合的设计创新,还可以让深圳玻璃与钢结构的生产安装,达到与建筑设计更加完美结合的新境界…… 正是“设计之都”对城市空间品质提出的新期望,以及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深圳规划设计主管部门推动成立了深圳城市设计中心。依托设计中心这一平台建立运作的人居环境设计联盟,将是政府、企业、专家、各设计研发机构、以及设计链条上下游间进行信息交流、资源整合、协作创新的会员组织。联盟将通过举办论坛研讨、竞赛评奖、设计工作坊、展会、网站、培训考察等多种形式,了解成员机构的创新需求,促进各设计专业间的协作,推广成员机构创新研发成果,并致力于相关政策法规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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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些规则,少些规划

《城市中国》2007年17期约稿 多些规则,少些规划 规划、改变规划和非规划 自1992年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以来,中国城市规划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增长期。如果所有的城市规划成果能像拜年短讯那样可以累加统计,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海量数字;如果将这些规划文本车载斗量,或将这些规划图纸模型加以集中展示,也都将是一项吉尼斯奇观,或者是一件令人震撼的双年展作品。这一行业的经济总量倒是可以设法统计,但在这庞大的人力财力投入之后,规划的成效则是难以但却更值得评价的一件事情。 就以城市规划成绩而获得世界建筑师大会荣誉提名的深圳来说,客观面对城市发展的现实与规划指标的差距——如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发大大超出预期(1996年总体规划预期2000年人口规模400万,建设用地420平方公里;2010年人口规模430万人,建设用地480万平方公里。而买际上目前人口已达1200万,建设用地已达660平方公里)、合法用地只占43%、违章建筑比例高达半数、将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城中村一一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深圳有将近一半并不是通过规划建成的。这说明一个问题,在当下的土地为首的一系列制度之下,规划的全面覆盖本身就做不到,规划预测也总是与实际不相符,规划的成效其实有限。 即使规划能够覆盖和实施的地区,其实际效果,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有简·雅各布斯~针见血的评价。就拿现在的人来说,要在巴黎、伦敦、北京、上海的新旧城之间作观光或生活的选择,相比较而言应该还是老旧的受欢迎得多。也不是说那些旧城就没有规划,但那肯定不是现代主义以来的那种规划,而是设计+规则(如风俗、习惯、气候、材料、技术等形成的限制规则)的结果。 再比如深圳,拿经过严格规划建设的香蜜湖地区与改变规划用途的上步区\车公庙\八卦岭,以及自发建设的城中村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严格规划并实施的地区,马路宽阔、绿化茂密、小区封闭、建筑疏朗,有很好的视觉效果。但只要你不是居住工作在此并依靠汽车出行,这样的环境基本与你与行人无关。体现了一种郊外住区的反城市特征.以及超人尺度。而自发建设及改变规划用途的城中村及工业区,总是呈现出一种丰富多样、开放共享的城市活力。深圳超过一半的城市生活,正是发生在这些没有规划或改变规划的地区。而且来得更加平民、多元、精彩,成为体现深圳城市特色的代表。这样的现象,古今中外的城市,概莫能外。 规划的实质 规划为什么总是没有非规划有活力并且总是需要修改呢?这需要回溯规划的本源。 规划planning,原本就是计划。现在中国的计划部门都改名叫发展改革部门,“十一五计划”二婴也改叫“十一五规划”。似乎计划经济正在从字眼上被消除。将“计划”改为“规划”,而不是将“规划”改为“计划”,其潜台词应该是:“规划”是科学,“计划”是应该消除的旧体制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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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工业改造研讨(二)

19日的研讨是关于深圳华强北地区改造更新。 这一在八十年代以中国电子企业集中的工业区,九十年代就基本实施了功能转型,成为电子市场、证券、购物、饮食、居住、少量工业与研发混合的片区。华强北电子市场和购物商场的超爆人气及营业额,刺激着这些老工业区的开拓者纷纷要推倒那些生意兴隆租金日涨的老厂房,来建更高更密的大厦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动作快能力强的业主已经完成从功能转型到这种形态的转型,但问题是,如果所有的业主都想实现这种增量3倍以上的形态转型,已经捉襟见肘不堪承受的原老工业区的交通、市政设施就更加无法支持城市的基础运作。即使连同地铁线路加密在内的基础设施能够扩容升级,能够支持的建筑增量也是有限的。 这又带来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有限的增量如何分配?所有的业主平分当然是一个看起来公平民主的办法,但这样一来,因为增量有限,分摊到每个业主那里也许只有一倍多,离他们推倒重来的期望或者说收益平衡还有距离,因而有可能使每家业主都无法推行推倒重来的改造。 无法推倒重来当然不是件坏事。每家其实可以将这有限的增量用来改建扩建,连接、附生、填空或者加层……方法还有很多很多,有些已经在自发进行,未必合法报批,却事实上成为华强北空间与业态多样性的有机组成。 但依然没有人关注这种被逼无奈的多样性的价值。更多人习惯于单一的空间想象与利益计算:那就是推倒重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形象更多的面积更大的回报。能否给这种单一思维的人也有一种出路呢?出路之一当然是公关,谁牛谁先按自己的胃口切走蛋糕,后来者没公关能力者就可能没份分享城市改造的蛋糕。出路之二是将有限的蛋糕切分好之后允许蛋糕买卖,这样非要多吃多占的业主,可以出钱收购别人的建筑增量蛋糕,来凑够自己非要推倒重来所需要的建筑增量。而那些不进行推倒重来的业主通过转让自己的空间增量权利也能够获益。这是我希望在城市更新重引进和推行的“空权转移”制度。这次研讨会认同这一方法的专家并不多,更多从传统功能主义规划角度,认为有限容积率应该给那些符合产业发展和规划定位的地块。有个别专家则建议有限蛋糕既然需求者众,则应该用拍卖方式出让给最出得起价钱的业主。 对城市改造开发来说,最关键就是这种利益博弈时候的游戏规则如何制定了。政府和规划师都不应该为具体项目的推进操心,而是要拿出一套利益的分配规则来。至于改造方案的布局形态,就更是细枝末节。 当然老工业区的空间利益要做大,还需要政府在公共设施与环境上的进一步投入。交通堵塞、人车矛盾、市政缺乏这些都是公共问题。规划者除了制定规则,还需要给出要政府具体投入的公用事业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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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住宅类型的被访谈记录

“当前中国城市的问题是住宅类型的混乱。在传统的中国,每个城市发展出了不同的住宅类型,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里弄等等。世界上有传统的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住宅类型,像公寓住宅、联排式住宅、别墅等等,与城市不同的地点和生活方式相符合。但我们现在没有。自从1949 年以后,我们失去了一个城市的住宅类型和生活方式。我们住在像宿舍一样的住宅里,那不是城市的居住。这种丧失造成了不同住宅类型和它们所应该在的地点的混乱。规划师、发展商和住户搞不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例如,有些联排式的住宅区建在了城市的中心。这根本就是与中国城市,特别是中心区的高密度相矛盾。同样地,人们希望住在市中心大的、封闭式的小区里,那本来式应该在郊区的。” Interview by Hua Li, 9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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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之五:横竖不同

也许是受奥运更高更快精神的鼓舞,也许是受迪拜高塔的感召,或者中国人站起来后也确实具备了高起来的实力,反正我感觉到一轮建筑高度的竞赛正在不甘落后的热烈展开着。 上海宣布在492米环球金融大厦之后,还要建一个500多米高的上海大厦。深圳官方立即要求已经完成方案招标的平安保险将高度增加到600米。 这之前库哈斯和甲方已经合伙将深交所从180米提高到了240米,因此搞得其周边的大厦业主都坐卧不安,也处心积虑地要求增高。 过去100米的高度门槛,在深圳无论是办公、酒店或住宅都成了小菜一碟,可以随意跨越。深圳195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竖起高楼。 对住宅房地产来说,突破高度可以获得更大的小区内部花园;对金融高科技等办公楼来说,突破高度可以突出企业形象。 但对城市来说,塔楼林立,地面建筑间距拉大,街道缺失,这是一件好事吗?对于投资来说,同等的建筑面积,花在百米以上,还是花在四五十米以下,其成本和回报正好是两个相反的曲线。应了那句俗话: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 两周前王昀参加南油购物公园方案投标时也分析到这一点,现在所有城市都戳满了油条一样的高楼。他用一张卧佛的图片,表达了躺着的安逸。 上周一富士康把横坑水库周边的开发模型搬来,我跟他们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在一片水库与丘陵的郊区,是像城市一样将所有的楼都竖起来建一个高层小区,还是横过来建一个多层高密度的乡镇,抑或是横竖搭配保持高楼在山间旷野的疏朗间距? 长城计算机公司也准备在高新区深南路边的地块进行二次建设。代表甲方意愿的规划师上来就和我谈两百多米的高楼在高新区如何有控制力和形象,高楼后退深南大道到里面的小区路又是如何尊重了深圳的景观大道。我建议他们不要先入为主地追求高度,而是理性地将自己的面积需求和经济的空间布局搞清楚,同时调查高新区的欠缺与不便,利用这次大规模建设的机会加以完善和补充。 上周二他们又拿出一个方案,还是超高层,放在既不临深南路也不临他们北侧道路的中间位置。我把这个218米高128万平方米面积的建筑模型横过来放,正好沿其西侧的科苑路形成一幢高约50米长有218米的街墙建筑。横过来之后,失去的是高度、大电梯筒、低面积使用率和高造价,得到的是长度、分散的楼梯、高面积使用率和相对较低的造价,以及能为高新区提供稀缺的街道服务、能形成自己的庭院空间…… 218米的临街建筑,这在高新区才是独一无二,也才配得上长城计算机的名称。否则一味追求高度不如将长城公司改高城公司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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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之四:城市更新

华强北改造在区里鼓噪市里推动下,忽然要在一个月时间内拿出城市更新样板来。周五下午耐着性子听完规划师为中国电子集团CEC所做的华强北某街坊的各个推倒重来方案的建筑布局,我的问题是:容积率7的依据是什么?仅仅来自业主吗?回答是。我说还有呢?回答是没了。 华强北过去的改造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没有神仙路子的只好呆着。现在城市更新政策在制定,主张不同宗地联合规划改造以保证公共设施与公共空间的落实。这是一个进步,但还缺乏一个像“空权转移”的城市利益公平分配和自由流转的制度安排。我的思路是,如果通过轨道加密当然更重要的是市政设施全面的升级扩容之后,华强北可以理性地而不是拍脑袋地得到一个建筑总增量。但这个总增量应该按照某种条件(如与交通站点距离之类)相对均匀地分布到每一地块和宗地,让每一业主利益均沾。但这一均沾的容积率增量并不能保证每一业主都可以推倒重来来建设。于是改造欲望强烈的业主,就可以从不改造的业主那里购买容积率份额,使得改造和不改造的业主,都能通过容积率的转移交易机制来获益。这就可以避免有能耐的业主可以随心所欲地索取和消耗掉本来属于所有业主的容积率增量,也避免所有业主都要推倒重来而导致城市设施的超负荷。 这与京都协议后的碳减排一样:并非所有国家企业都可以敞开排放二氧化碳,总量需要控制和缩减;排放多的可以向排放少的购买份额。 关键是这个容积率总增量由谁来确定和监管?这个增量的蛋糕,又如何在各位业主之间分配和交易?在目前的国情下,每个开发机构都会想,那个总量控制是针对别人的,它们可以通过别的途径争取额外的容积率,不用一大帮人绑在一起费心去想办法分享有限的容积率资源。 这就是中国人难以协作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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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的城中村研究(下)

5 推到重来的尴尬 5.1 习惯和简单的做法 面对“城中村”的现实,深圳市政当局几年来都在进行规划研究和探索,鉴于积重难返的诸多问题,多数官员和规划师都倾向于采用推到重来的改造方法。 5.2 连根铲除 我们继续用理论模型分析推倒重来的方法,第一步是将100×100m用地内已经扩建到容积率4的住宅推倒,变为垃圾清除出去。 5.3 三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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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福利

周日上午去科学馆报告厅听学者秦晖关于《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的演讲——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秦晖从1853年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讲起。这位拿破仑三世委任的改造总指挥,以“直线画到哪拆到哪”的方式,用17年时间拆除了巴黎43%房屋,与开发商合作驱赶穷人,为不能“右转弯的炮弹”开通直线的香榭丽舍式大道和放射路,打造了以牺牲社会下层利益和历史文化为代价的近现代巴黎的结构与基础。这种奥斯曼式的大拆大建在随后的第三共和国、其它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都不能推广风行。除了后来的南非种族主义的政府在约翰内斯堡索韦托(soweto)采用另外一种划定隔离区的方式,世界各国基本上用两种方式解决城市化中的贫民居住权利:允许贫民在城市的一些地方“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或者以福利国家方式消除贫民窟。普遍的趋势是自由与福利兼有,尽管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识是: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做法已为人道的底线所不容。 正好周四为岗厦河沿片改造的一些事情,特地去看了福田区城中村旧改的两个代表:推倒重来的渔农村和综合整治的水围村。我当时的疑问是:通过整体推倒从来增加容积率以引进开发商改造改造方式,渔农村村民不受法律承认的自建房被拆除后换成了户均上千平米的新住宅,归地产公司的那部分销售价格也超出他们预期的一倍,政府也少了一块管理麻烦环境不好的城中村——听起来是一件多方共赢皆大欢喜的事情——那么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推广到全市全中国?水围村综合整治也不错,环境、市政、消防都有改善,按理更应该提倡推广,但是相对渔农村可以将现有物业变成有合法产权并更值钱的新房子的做法,是否存在不公平呢?城中村全部改成高档封闭社区是否也损害了城市空间肌理及社会形态的特色、延续性及多样性?推倒重来模式完全忽视租户(渔农村原先也有上万租客,现在要改得岗厦村有6万租客)的权利和意愿,是否也缺乏对城市生态、服务通勤、和谐社会、人道权益的一些考虑呢? 当然地方政府有一种强烈的观点:通过产业转型控制和降低低素质人口。改造旧工业区和城中村正是降低人口提高财税的好办法(目前的福田区正在享受这样的甜头),但是这种奥斯曼化的城市改造方式,是不是一种长久之计?如果每个城区、每个城市都以优化人口结构的方式来嫌贫爱富,城市化率要向发达国家看齐(达到60-70%以上)所要消化的中国几亿农业人口又是哪些城市来承担? 周五有幸和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前辈Peter Hall爵士共进午餐,我也拿上面的最后一个问题向他讨教。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介绍了英国城市自工业革命以来不断吸纳(而没有排挤,哪怕是现在的外国移民)外来人口的历史和欧洲一些衰落城市急需吸引人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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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城市设计新武器

这两周因为某些人和媒体炒作这些烂事纠缠耽误时间,很是不值。3月27-31日举行的龙岗龙城广场周边城市设计工作坊,有幸参加了两次,觉得值得一记。可惜这段时间确实诸事不顺,总忘了带相机,没有现场图片记录。 由上轮竞赛第一名伦敦AA学院成员+局内设计联合体来主持(幸亏没有后面的公众投票及行政综合,否则不定又弄出什么风波来)作坊,会同参赛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圣邦设计公司联合体、澳大利亚TMG设计公司的建筑师,以及特邀评委专家、规划局、中规院、交通规划部门、区政府各部门、市民代表一同,用5天时间,共同探讨龙岗核心地段的城市设计该如何进行。 AA联合体赢得竞赛的原因不在于很多人担心的很眩的模型及总图,他们的价值不是直接提供一个明确形态的具体终极方案,而是提供了“土地增厚”Land Thicken和“城市空间类型学”Urban Space Typology这两样新式城市设计武器。 什么是“土地增厚”?我理解由于城市规划建设总在一个图纸或地平面上展开,汽车、人、商业、绿化活动总是相互争抢有限的地面平面资源而相互摩擦打架,而独立的天桥总是让人变得弱势和不便,那么从规划开始就有意识地创造相对立体但又有机转换过渡的人工地形来整合人、商业、绿化和汽车的关系,使城市有不同的地面标高来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这就叫土地增厚,实际上是将一些交通节点的立体设计案例(比如深圳中心区中轴线)总结成一种系统的规划办法。 “城市空间类型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当地客家围屋传统空间类型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建立抽象的几何数学模型进行常量变量的输入输出研究。前一部分好懂,但AA还没有做到我希望的将传统客家围屋空间加以“类型化”、“城市化”、“品牌化”从而建立人性化有特色的龙岗新城市空间。后一部分就昏菜了,只好随他们忽悠,希望他们确实能忽悠出新道道来。 在作坊中听了各路想法,我希望大家尤其关注龙岗的大、疏、散来,可以用诺里地图颠倒建筑与空间图底关系的方式比较一下龙岗与欧洲城市的空间尺度。借助草图,我也表达了关于城市设计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逻辑。所谓立场,就是首先关注公共部分、不盖房子部分的控制,再关注开发部分的控制。所谓解决问题的逻辑是:1、现状土地建筑、景观资源(河流等)、规划动向(地铁等)的整理;2、疏通道路加密路网,尤其加密指向地铁站、河流、广场、围屋的街道或步行通道;3、开辟公共空间系统,均布于各街坊中心,有较为明确的形状、围合界面、连接通道(可按此原则对大而无边的龙城广城进行变小的改造,比如在东南部放个现代围屋或城中村但保留许多开放穿越的街巷);4、确定相对切小的开发建设地块;5、为开发地块确定密度、高度分区。 这个作坊周末在龙城广城边的规划展厅开了两天,一些市民无意中走进来遭遇到一场实际跟他们相关的城市讨论,这个头开的很好。也许以后要更加有意识地往这方面策划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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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整体城市设计如何做

21日龙岗整体城市设计研讨,听了北大土人景观关于生态、港大杜鹃关于社区、都市实践关于公共空间、深大关于建筑、交通中心关于公共交通五个要素方面的研究,有些启发和建议。 作为城市设计控制要素研究,到底城市要控制什么?我觉得应集中在公共空间、地块划分、空间控制、社区公众参与等方面,我认为: 1、要解放思想,改革观念。从俞孔坚的反规划推导下去,有一系列需要反的:反绿地模式-反交通市政-反自上而下-反精英-反GDP-反实体-反建筑地标-反宏大-反汽车。 到底反的是什么?反的是规划观念、理论、做法,不是反现状反规划本身,不是否定历史及规划。但是那种担心“反”过头,认为存在则合理的想法也是有问题。规划是一种认识判断和推行,如果它是必然的,那除非规划师是先知,掌握了城市发展规律,否则它就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2、城市设计控制要素,城市控制什么?公共空间、地块划分、空间控制、社区公众参与。建筑单体则不是关键。指导法定图则。 3、公共空间评估、小公共空间命名、公共空间类型界定;已有公共空间研究成果(公共空间百分比%)、公共空间在哪?怎么提供和获得何种尺度的公共空间。 建筑类型学研究,建筑用地研究,建筑与空间关系研究、城市意象研究 公共交通?-交通?-道路网络?自行车和步行 划地?公共空间模式?交通+工作+生活+休憩一体化?城市机能一体化?龙岗生活?工作居住的分离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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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的规划实践(《当代艺术与投资》约稿)

“新光明城市”——任重道远的城市规划实践 寻求新世纪理想城市 二十来年的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土地上开发了无数的城市新区、建设了天文数字的楼房、增加了几亿的城市人口。这幅人类史上最汹涌的城市建设活动,除了产生出效率比西方高2500倍的“中国建筑师”群体和启发了库哈斯“广谱城市”Generic City理论,从城市规划建设史的角度,似乎很少听到来自中国的城市规划主张和想法。中国城市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少说多干、只争朝夕的状态,所依赖的也是从计划经济和现代主义沿袭下来的城市规划知识和经验,以及各地政府决策者的现代化城市想象及权力意志。 深圳光明新城的规划则希望改变这种忙乱失语状态。自2006年起,通过8平方公里的光明新城中心区城市设计活动,提出了“新光明城市”New Radiant City的理论纲领和绿色城市的建设目标,试图消解以勒.柯布西埃“光辉城市”Radiant City为源头、崇尚汽车交通高楼旷地与功能分区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对中国城市建设的潜在、持续和顽固的影响。 要达到这个目的,通常意义上的“闭卷考试闭门造车”式竞赛活动被扩展成一些列互动的国际竞赛、研讨、研究和规划工作坊。其中竞赛活动集合了奥地利Rainer Pirker,荷兰Winy Mass和英国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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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里说机制(二)

机制里说机制(二) 上篇说了规划理念更新和规划体系简化的意见,下半年一忙这机制年就要过去了,所以赶着年尾巴再补齐下篇。当然这半年新的动向支持了我在上篇的两个观点。 其一,在规划理念更新方面,新的广东省主政者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更加的一针见血、当头棒喝。可以说,没有规划思想的大解放,旧观念旧体系的城市规划很难支持城市去大而好的发展,更不用说去叫板甚至超越世界先进城市。这一届双年展围绕“城市再生”主题所组织的一些列作品和论坛,也许能给我们更多城市新思想新观念的启示,但需要我们花时间费心思去消化吸收。 其二,在规划体系简化意见中建议规划只应分两个层次:宏观(战略指导性)规划;具体(战术操作性)规划。下半年深圳市政府组织各职能部门大规模赴新加坡考察学习,翻开跨海取回来的新加坡规划体系真经,上面正好也写着:新加坡的发展规划采取二级层次,分别是战略性的概念规划和实施性的开发指导规划\总体规划。规划名称由得人叫,关键是规划层次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都只提两个呢?这是基于一种务实的逻辑或者说方法论,则通过宏观(战略指导性/概念性)规划去把握城市发展大的目标方向,通过一个统一层次和表达方式的具体(战术操作性)规划来实施开发建设。只有计划经济的、僵化的、懒惰的规划才保持复杂的规划层次和繁多的规划门类,把规划变为福特流水线、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最终达到了分散规划资源、加大规划成本、拖延规划周期、损耗规划效率、消解规划权威的效果。实践中规划局内部因为分区(组团)规划、法定图则、详细蓝图、城市设计的诸多矛盾而消耗的行政精力已经不容忽视,就更不用说来申请行政许可的外界对这样的规划服务的无所适从和疑惑了。 三、面向行政许可的规划制定与成果表达 接上篇建议将法定图则(控制性详细规划)、详细蓝图(修建性详细蓝图)、城市设计、改造规划及各类需要具体实施的专项规划全部归入具体(战术操作性)规划,其成果统一为“一张图”,下面来探讨这张图如何编制表达和高效覆盖。 所谓“一张图”,是规划管理机构、用地机构与公众信息对称地了解每一块土地并在规划行政许可和开发建设行为上共同依据的规划管理图则。“一张图”应该以现有法定图则为基础,面向规划管理行政许可业务的操作需要,来完善补充控制要素。最重要的规划管理行政许可业务是那些呢?主要两个:土地划分(用地选址意见书及红线方案图)和设计要点(用地规划许可证)提出。下面探讨两个业务对规划的真正需求和存在问题。 1、土地划分一向并当成一项地政业务而受到城市规划专业的忽视。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都是凭感觉在切分地块,切到法定图则阶段时,地块通常还是偏大,支路网络还是偏少。这样土地出让就需要进一步细分,这一工作应该谁来做呢?法定图则把这个工作留给“下一段警察”:可能再编制的详细蓝图。但土地行政许可业务往往都非常紧迫,能抓住法定图则而不是更高层次的规划来作业务依据已经是很规范的行为了,哪有时间再来等待法律地位不甚明确的详细蓝图或城市设计?最终多数的结果是地块按先来后到挑肥拣瘦的“卖猪肉”方式被随意切分,城市支路网络(街道)和公共空间死于在对“下一段警察”的期待中。当然,就算“各管一段的警察”都到场,如香密湖高新园区一些核心的地段,各层次规划自上而下一个都没少,最后街道和公共空间也会失踪的案例也很普遍。这说明城市规划还没有认识到划地的重要性和技术性。通常城市规划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是指定土地用途(涂颜色)和开发强度(给容积率),至于划地,能大则大,一方面以为大居住区(甚至有故意划大地块以排斥小地产商竞拍土地的说法)、大工业地块好,另一方面则以为大地块能适应土地使用的各种需求。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大地块的直接缺陷就是无法让规划达到现行《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关于道路网特别是次干路支路的标准(次干路支路通常标准加起来是每平方公里7到9公里长,也则是在一平方公里土地上纵横两个方向要划上7到9条道路,这样算下来地块只能切小到3公顷左右),动辄上10公顷的居住、工业甚至商业办公地块带来的第二个缺陷是缺乏开放支路及街道等公共领域之后城市对步行穿越活动的不友好。规划师应该从建筑入手研究土地如何切分到最小的可出让单元(正在编制的城市设计标准与准则对办公、居住等用途的地块细分面积作了规定),并在各土地单元之间通过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来组织良好的邻里关系,赋予城市以良好的空间品质并让城市文化生活有附着生长的可能。这方面工作对城市规划质量的重要程度,比起涂颜色给容积率来说更重要。所以说划地就是规划,规划成果应该有最小的土地单元划分。这样划地的行政许可就不再是卖猪肉需要自己挥刀切割,而是像卖邮票一样有标准单元直接提供,只不过遇到真正大客户时可以考虑提供双连张、小四方连张甚至若干连张,但这时城市支路网络和公共空间就会像邮票的分割线一样随地块附送,保证不会丢失。 2、设计要点的提出也一直处于缺乏规范的状态。现有法定图则能为设计要点提供土地性质和容积率,这还是现成地块不需要细分的情况。一旦细分之后容积率如何分配又是问题。光土地性质和容积率也不能代表设计要点的全部,要高标准规划就需要对城市空间进行预先的设计、控制和引导。这方面的内容,有些规划有,有些规划没有;有这方面内容的规划,表达可能是五花八门的;这些表达背后的理念,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面对这么复杂的规划成果,如何去填写设计要点内容就变得非常依赖个人判断和加工。所以不妨将许多为规划而规划的逻辑理顺一下:城市到底需要从那些角度和要素出发来控制引导开发建设?这些要素如何在设计要点里来表达?规划如何直接指定包含这些要素的设计要点?这样所谓的规划为设计要点行政许可的服务就是:具体规划成果就是标准成形的设计要点。规划图册里就有每一块细分土地的设计要点。这种图册可以在政府窗口有偿索取,任何人都可以知道任何一块已建或未建土地(除军事保密者之外)的设计要点。这种设计要点图册就和美国的土地区划zoning相类似,将城市规划成果变成一种与土地合同及用地机构相对脱钩的、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产品,而不用像现在那样设计要点只有碰到土地出让才会临急临忙去依靠少数公务员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拟定。这些理念若能得到理解和支持,将会在新一年的项目研究中探索设计要点的改革。 总结下来,所谓面向行政许可的规划制定与成果表达,就是要将所有属于具体(战术操作性)规划层次的所有门类规划的最终目的统一为:地块细分和设计要点,其成果表达方式是在法定图则总图及图表基础上发展为:土地空间控制总图及设计要点图册。 四、整合资源提高规划编制审查的效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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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还要宣一宣言

光明国际咨询和国际作坊完成很久了,光明管委会也成立了,但如何描述光明的城市设计定位、规划创新特点和建设标准,总是没有很到位的概括。马上又要向最好行政长官汇报了,在本地规划机构的总结基础上,结合竞赛方案特点、MIT、港大的研究以及国际作坊的讨论,我勉为其难做了新的概括,希望这个概括能避免再发生“光明规划创新在于功能与动静分区”这样的说法,统一大家对光明的期待和标准。或者有更强的提炼,能成为光明的宣言? 光明城市设计定位——“深圳的远见”:在总结深圳、中国乃至国际上城市规划建设经验与教训基础上,将光明新城作为深圳规划理论和实践的样板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典范,来探索适应21世纪环境和技术、适应中国城市化特点、适应深圳城市发展条件及目标的新城市模式。 光明规划理论纲领——“新光明城市”:应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循环经济的原则,批判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过于强调功能分区和汽车交通的工具理性倾向(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克布西埃提出的光明城市Radiant City就是其中代表),吸收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在多元包容、尊重人性、环境和人文传统上的积极主张,形成深圳城市规划的创新理论——New Radiant City新光明城市。 “新光明城市”纲领包括: 环境上要保护、延续与开发之间的平衡而不要城市边界的无序蔓延和自然人文现状一味的铲平重来; 产业上要本地农业、观光与高新技术的统筹融合、循环互利而不要简单的分化对立、非此即彼; 功能上要多样混合和综合开发而不要功能分区和用途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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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反要后这个现代?

11日刘珩带三位老外来访谈(伦敦Golddensmish University 的Scott Lash 教授和在中国负责风险文化的Tyler Looker等),关于风险文化、金融发展、城市规划。说到光明要做new-radiant city,反现代主义规划,手口都敏捷的Lash提出疑问,现代主义已经太早,为什么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放眼亚美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起探讨当下和未来的共同问题?我觉得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也会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一些共性问题,但为什么还要清算现代主义?是因为现代主义规划在中国根深蒂固,不清算不足以在思想理论、规划方法甚至规划制度上摆脱自上而下、计划经济、工具理性、追求宏大、汽车优先、功能单一分区等等弊病。他们听了,也觉得有道理。 从这一点看,深圳市委老大从政治思想与社会经济角度提出要研究推广后现代理论,龙岗区政府热烈响应提出建设后现代龙岗,虽然从主义和西方角度后现代也已过时,从建筑角度中西方对后现代都有很多认识偏差,但从清算现代主义、跨越工业制造业的现代化阶段,进入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后现代的提出还是有积极正面的意义,或者说只得继续进一步从积极正面角度来解读和倡导的。 所以即使在全球语境下,要反这个现代、后这个现代,都未为过时。因为这首先是针对我们的状况,解决我们的问题。就象五四提反封建,如果不彻底,49年共和国建立之后,还是得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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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围屋的互化

上周四区龙岗规划分局讨论龙岗总体城市设计如何展开。对于这么巨大且容易变得空泛的题目,我的想法是:根据龙岗特点制定龙岗自身的城市设计通则而不是在八百多平方公里的空间上来画图设计;专家广泛参与开放研讨的同时更应该吸引公众和规划管理人员的参与,将项目的过程变成交流、学习、清理和统一城市理念的过程;对市委领导及龙岗区政府先后提出以后现代理念建设城市的口号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和阐述。刁中和匡晓明代表部分专家表达了对使用后现代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的担忧。我却没那么多顾虑。后现代尽管在建筑领域被詹克斯、格雷夫斯之流玩弄得流于表面、片断、符号化,并且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因为进一步的误解、畸热和错用而名声不佳。但真正的后现代多元化主张对现代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和消解,在哲学、政治、社会、城市规划领域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依赖工业化和劳动密集制造业,追求工业产值为主的GDP,人人都默认甚至喜欢汽车优先、功能分区合理、大马路大广场气派的阶段,后现代也可以说是深圳力图跨越工业化原始积累,发展高新、金融、文化与物流产业,进入以人为本,尊重环境的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概括和观念革新。所以也可以理解此后现代非彼后现代,应是深圳特色的后现代。象和杜鹃讨论那样:更准确说,也许不是post morden,而是after morden。问题转化为:现代之后的龙岗和深圳应该怎么办? 尽管大约十年前看过一处龙岗客家围屋,那天进入鹤湖新居还是很受震动和启发。 客家围屋这样的地方文化资源,在现代主义阶段当然是被消除或者遗弃的对象。当他们苟延残喘捱过苦难的现代化进程迎来龙岗准备进入后现代的喜讯之后,除了个别作为客家民俗博物馆,有些已经残垣断壁、泥墙苔绿的他们应该被怎样对待? 我走在那些尺度宜人、空间多变的巷道、庭院、花园、广场中,直接的想法是将围屋最外层的高墙打开许多入口通道,将这个原本就是一个封闭独立的城市聚居空间重新开放和融合到大的城市空间中来,然后休闲、娱乐、商业和人流一道,形成一种叫城市活力的东西,通过这些四周新增的入口通道,注入到围屋的各个角落。那么,一座围屋就是一片比上海新天地/弄堂石库门还城市的城市。在开放使用起来的围屋庭院广场里喝茶喝咖啡,我相信味道会像意大利小城镇里的一样好。 如果将围屋尺度宜人、空间多变的风水塘/巷道/庭院/花园/广场空间体系加以整理,总结为一种城镇空间的组合模式,开放地应用到新的城镇开发中,不就成了医治龙岗地大路宽广场无边、打造龙岗城市空间独有特点的天然法宝了吗? 如果围屋的开放使用是一种城市化过程,反过来,围屋之外的城市化建设,应该是围屋化。也就是说,围屋与城市的相互转化,古今、里外、开合、一阴一阳,相生相济,我认为就是龙岗再好不过的城市设计之道了。 如果不信,且在宽广无边人迹稀少的龙城广场上建上5-6个开放的新围屋,保证见效。五六年前帮博罗客家城镇出主意时,我就提出将新城当围屋来做的概念。四五年前刚得到深圳的航片,注意到龙岗围屋的密集分布,就将很多有围屋的村落图片收集起来,一直想如何借助航片和实地考察的结合来研究城市。没想到这些积累有一天会汇集在一起,冲开一些穴道,让我产生开窍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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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定位与城市规划

上周五参加一个城市地名规划的审查,虽然对城市地名是否要有多层次的规划存有疑问,但更关键的是,觉得城市地名管理存在的一些核心问题,却是非得从现有城市规划改革才可以解决的。 城市地名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城市空间定位。传统的“道路+门牌号码”就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定位系统(日本城市除了主干道有路名,其他用街区+里坊编号来定位,这比较特别)。尤其像曼哈顿有规律的网格编号道路,如同二维坐标系,不但便于定位,甚至起到测算距离的作用。但在深圳这样的经过现代城市规划的城市,虽然仍有道路和门牌号码,却没有人将其作为城市的空间定位系统,而是依靠标志建筑和知名楼盘来定位。 比方说要找规划大厦,虽然规划大厦位置在红荔西路8009号,但没有人能用这个线索找得到这栋建筑。为什么呢?沿城市干道红荔路驱车,是找不到任何门牌号码提示的,不管是1号还是8008号。即使有人将号码写在面对红荔路的建筑门口周边,由于30Km/h以上的车速、30m以上的视距、25m宽10m高的绿化带阻隔,除非你具备超人的透视眼力,或者我们的号码和汽车都安装了信号发射与接收装置,否则你根本无法发现任何门牌。所以要找规划大厦,必须告诉司机在水榭花都楼盘的南侧对面。如果司机不知道水榭花都,就必须说红荔路过香梅路口再往西200米的左手边8层高灰色大楼。接近这栋大楼才发现其北侧面向红荔路并没有正式入口,正式入口位于大楼南侧的支路香密三路上,门口左侧玻璃后面搁着一个门牌,上面南辕北辙地写着红荔西路8009号。 从这一案例中可以导出一系列与城市规划相关的问题: 1、城市干道是否合适编排门牌号码?我觉得不合适,但挡不住业主都喜欢往大道上排队露面的强烈愿望,这最终导致编号道路和实际可达道路的错位。 2、如果城市干道需要编排门牌号码供定位搜寻,应该如何规定便于发现门牌号码的干道断面和门牌书写设置方式?是否习惯上越宽越好的道路绿化带要重新考虑设置位置(如干道中间、快道和慢道之间)和宽度? 3、红荔路8009号是如何编排的?按现行城市规划做法,一条道路两旁的土地划分数量都不能预先确定,其号码顺序必然无从派发。所以城市规划能否一次性确定基本划地方式和数量并同时统一编排号码?美国城市设计中有adress road 和 service road的分工,adress road常被翻译成主街,建议作为人行主入口。我觉得这一道路分工的概念极为重要,我理解adress road就是用来给地块编排门牌号码的街,也就是每个地块供行人走的正门设置的街,而汽车/车库入口则应设在侧面或后面的service road上。所以分地块和编门牌号码应该是城市规划份内的事情。如果不统一确定主街/门牌街,则同一排建筑,也可能由于业主风水需要或建筑师的不同判断而使得各个建筑出入口和门牌号码位于东西南北不同方位,既不便于组织交通,也不便于定位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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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评(1)好建筑从哪里来?

好建筑从哪里来? 南方都市报开辟了建筑评论专栏,约了些人吃饭组稿。我来晚了,就将恶人角色进行到底,面对发表的几篇评论,泼出一盆“既不专业又不大众”的评价冷水,权当傣家风俗,让在座的作者编辑打一激灵,兴奋兴奋。当然报纸能在时装美食房产汽车娱乐等等版面之中,为建筑挤出一掌之地,实是我们这些与建筑沾边的一众人等应该双手赞同大力支持的难得之举。但仅仅这样还不够,我们还应该对这一掌之地将来的作用寄以更高的期望。 建筑评论虽然看起来首先是跟与建筑沾边的一众人等相关,但建筑和报纸又都是要沾大众边的,因而对这个建筑评论的要求就必须是既专业又大众。这个要求可能高了,原因有二:中国建筑界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规范正常的批评机制和环境;中国公众的教育背景中缺乏尤其能包括建筑在内的艺术基本知识。这就象一出老生与粉丝两缺的《空城计》,真不好唱。所以急得这间小戏园子的赵编辑到处请客,是个臭皮匠都当诸葛亮来使。我给大伙浇了这盆“既不专业又不大众”的冷水,报应自然就是被大伙推到“既专业又大众”的火盆上烤。 我当然不是专业的建筑评论者。如上所述,中国根本就缺乏产生专业建筑评论的机制与环境。在一个熟人社会里,谁愿意批评与自我批评伤了和气跟面子呢?即使是一些官方例牌的专业评优,有些也跟轮流当先进一样讲究折衷平衡,而且结果仿佛也没大众什么事。大众与媒体的建筑评论倒也是从来不缺乏,只是零碎和偏颇而已。比如大众爱用象征手法来评论建筑:地王大厦/两根针筒、招商银行/扎上口子的钱袋、五洲宾馆/官帽、报业大厦/轮船、市民中心/空港或收费站……又比如媒体,也沉淀下一些对建筑的习惯思维和流行用语:说突出——地标或标志性、说好看——亮丽风景线或亮点、说简洁单调——火柴盒或玻璃盒、说超前——五十年不落后、说环保——绿色生态、说另类新潮——后现代……至于楼盘广告上非富则贵、经典钜献的建筑宣传,反映出媒体/市场对大众建筑接受心理的揣摩。一些建筑业主偏爱某一风格,如对称、西洋古典、大庭高台,也都传达出某种建筑认识与品位。 在这种浑浊的建筑认知水池中,鱼龙混杂,摸到手的往往连鱼都不是,而可能是屎。劣币驱逐良币,糙货遮蔽精品,以致于莨莠不分,是非颠倒。一个不懂欣赏、体验和评价建筑的社会,到头来业主、建筑师和大众都会成为受害者。更不用说城市,总是被建筑师和业主片面地当作建筑陈列场,可别最终成了垃圾场。即使平庸的建筑泛滥成灾,城市也不应该放弃对伟大建筑的期待。可是在现代中国成天文数字的建筑工地中,始终鲜见伟大的建筑出现,我想原因之一,也在于专业和大众在建筑评论上的双重短缺和偏颇。 所以这个栏目的价值在于,从我们身边的城市建筑说起,说说这些建筑,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有怎样的专业设计水平,作为普通老百姓,又该如何去欣赏、体验和评价。这样慢慢培养出一套清晰的建筑评价标准,使大众象熟悉时装流行趋势一样熟悉建筑设计发展动向,为将来深圳伟大建筑的产生而准备好伟大的业主群体和粉丝队伍。 伟大的建筑产生于伟大的业主,这是我发挥的,意思却来自于大家熟悉的建筑师贝聿铭。他总结多年成功的经验,就在于能遇到好的业主。他都有哪些业主呢?他的最有名的业主包括肯尼迪遗孀杰奎琳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当然作为业主,他们的伟大不在于地位,而在于品位。深圳也有业主,在1995年就请日本著名建筑师矶崎新(也是深圳图书馆与音乐厅的建筑师)提交证券交易大厦招标方案。尽管矶崎在一个方盒子里所创造多重公共空间的方案在专业界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创新设计(下图),但业主对金融建筑的品位还停留在上海洋楼+潮州风水(1930’上海外滩金融建筑的西洋殖民风格+太师椅造型)的阶段。最终伟大作品去了废纸篓,而本该躺在垃圾箱里的趣味却借尸还魂,化为梦魇般的现实。经过十年的折腾和趣味的变换,这栋楼造型既古典又不古典(有着令人费解的凹弧肩膀和附楼偏脑袋),外观也看不出有任何现代或当下建筑的语汇,反而有股魔幻现实的劲头,总之是一建筑语言紊乱的几不象,以浮夸的身形戴着高帽罩上黑袍挂满白条,阴森地背坐在深南路中心广场旁,冷不丁吓人一跳。真正的证券交易厅业主也被这栋以交易厅名义建造的大厦吓跑了。他们只好另觅土地,按自己的心意建造新的交易大厦。比较有趣的是,金融建筑=石头的古典西洋建筑的观念和趣味竟是这样的普及,竟也渗透到了新交易大厦的业主头脑中。好在他们是真正现代的金融家,有着开放的心态通过各种体验和评论去了解世界建筑发展趋势,更新了观念,在沿袭19世纪之前金融建筑的石头语言和寻找21世纪金融建筑新表达之间,做了符合时代潮流的选择。可见建筑评论之于业主建筑观念进而之于建筑选择的重要。 俗话说,万丈高楼,起于平地。再往前追溯,这万丈高楼,还要始于图纸,源于理念 。这建筑评论的一掌之地,或许可以慢慢地,成为好建筑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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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好空地

27日那天光明作坊结束晚饭聊天,颇有禅味的台湾规划专家宋宏焘对cj和Rainer说,某处一民居牌匾,上有四字,似可作为城市规划的宗旨,叫做:留有余地。 我接过来,说根据我的城市设计理解,其宗旨也是四字:留好空地。拿光明来说,外围的大空地,由生态控制线控制,这是第一级;中间万亩荔枝林、柴山、马鞍山及水系等留做公园,这是第二级;所有的主次路网留出来,这是第三级;Rainer方案“城市地毯”中的社区广场、街头绿地和步行通道再明确划出来,这是第四级。这四级不盖房子的空地系统留出来了,城市设计工作完成了一大半。还有一小半是什么呢?那是关于如何留好的问题,包括空地系统结构、位置、边界及界面(涉及建筑高度界面)。 这也是老子“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其用”的意思。就是把城市看成杯子,空地是杯子的容量,城市/杯子的意义是提供空地/容量,而建筑/杯壁,只是界定和围合空地/容积的手段。而习惯地,我们把这个意义搞反了,将建筑/杯壁看作城市/杯子的主体和目的,精力和目光都集中在实体上,结果建筑/杯壁涅塑刻画得很好看,可人/水需要的空地/容量却被遗漏、忽略,或者有,也是空间漏气杯子漏水,当其有,不堪其用。 中规院的杨保军说,这不就是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吗?是啊,著名的诺利地图就是以计白当黑、颠倒图-底关系的方式,将罗马城的空间(街道广场公共大厅通道)画成城市主体,将建筑当成空间背景。 所以这四个字还可以简化为: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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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问题

光明新城国际咨询得到一二三的排名方案,之后怎么办?随便由本地规划机构来修改竞赛方案,未必为国外机构所认可,也未必能保持原来国际咨询活动对水平质量的期望。接受第一名奥地利建筑师Rainer等人的建议,我终于让大家都认同,找来参与竞赛研讨及研究的人员,集中几天时间共同工作,整合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恐怕是最好也是最快的途径。这个活动可称之为工作坊workshop,现在由中规院帮助张罗。作坊的关键是如何让大家协作动手出成果而不是坐而论道拍屁股走人,其实很多名建筑师对作坊都不抱期望,越有名个性越强就越难合作,所以作坊的游戏规则至关重要。七年前包豪斯基金会有个负责建筑师曾提出和深圳合作搞workshop,但囿于我们对workshop的缺乏了解,没有开展起来。五年前听过介绍广州长堤利用洛克菲洛的基金和几间学校合作做了一个叫charrette的作坊。所以怎么制定作坊计划,其实一点经验都没有。尤其是对几个国际咨询方案存在问题的整理,我认为这是保证作坊有针对性工作的基础,可惜到现在,一开始就充当技术服务并申请大笔经费解读咨询方案的本地规划机构还没有拿出令人满意的具体评价和需要改进的问题出来。这让我很焦虑。因为我们又一次花钱请洋和尚来,不是让他们评议我们拿出的新答案(如果我们的答案可以的话一开始就不必请他们了),而是提出他们原先答案中的破绽和问题,请他们再予解答,充分发挥高价所请外劳的智力资源,物尽其用。但缺乏问题的提出和诘难,作坊的效率就无法保证。 上次在酝酿发表光明宣言时提出七个要点:开发密度、交通、划地、尺度、环保、参与、实施,这可以作为评价方案的要素。对于具体方案,没有时间再细研究,凭印象提出以下问题: 关于奥地利rPax的Idea City方案: 1、 中间绿地(现状为万亩荔枝林)的保留范围是不是可以更大一些(也则是吸取第二名MVRDV方案的优点)? 2、 三处位于地铁口的两三百米高的建筑群组“垂直城市”在偏僻的光明是否有开发建设的可行性?如果没有,这种呈点状的“垂直城市”高密度开发策略又有哪些取代方案?提高片区密度?或者像MVRDV方案将高密度沿大绿地呈线状布置? 3、 将三个“垂直城市”分布到现有的一条街道上,三点一线,实质上是对轨道6号线走向的修改,这种修改造成轨道急转弯半径过小,可行性如何?如果不修改轨道走向让垂直城市三点呈三角形分布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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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光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人类于是弃暗投明,崇尚光亮,创立了各种敬日拜火的宗教,祭祀起阿波罗灶王爷之类的光明之神,搞起各种火把节、焰火灯会之类的节庆。这种心理和文化的最新表现,就是目前城市流行的灯光亮化工程。 我知道的,自九七香港回归,深圳抓灯光工程,已经有好几个轮次。城市夜景中,那种突出古典建筑石头凹凸感的泛光投射,那种表现现代和繁忙节奏的内里通明,在深圳比较少见。多见的是,按中国传统勾边描廓的做法,用新的超亮度光管为各式盒子镶边,将现代建筑轮廓单调的特点倒是勾勒得十分刺目丑陋;用发紫发绿的灯光自下往上投射树木,将其变成人与虫鸟的梦魇世界;当然缠绕树干灯杆的蛇形霓虹就更加泛滥了;最可怕的是灯具工程师的各种发明创造:椰树灯、礼花灯、巨柱灯、激光灯、各种匪夷所思的造型灯,立于广场草地、街头楼顶,让你无处可逃。 现在流行的,则是LED,日渐代替喧闹耗电的霓虹灯,更加纤细和多变地闪烁,甚至组合出各种标语和广告图案。也许这种方式更适合以金属和玻璃组成的建筑,成为城市夜景的新宠。 满城尽带LED,车开在深南路上,连过街天桥的梁帮上,也是一排红桃方片在闪烁,左转的绿色信号灯并列其中,眼睛稍花的人,估计要分辨半天。 像卢卡斯《星球大战》一类的科幻虚构中,黑暗势力总是处心积虑要侵犯光明世界。但现实世界中却总是相反,光明势力对黑暗世界的侵犯越来越过火。当黑夜日益稀少,这世界的精神分裂,恐怕会日益增多吧? 这就是我对最近的一次沙漠星空印象深刻的原因。 补记:写完每次下班经过深南路夜景的一点感受,才读到上周《南方周末》朱大可文章《照射中国的光线——都市照明体系的历史解读》,对城市灯光作了更加深刻的解读。很高兴有这样对城市现象追根溯源的学者,特此引用一下:http://www.infzm.com/culture/whjj/200705/t20070516_188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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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作为砖块

这一周为一些日程安排烦恼。 光明新城计划3月7、8日举行评标和研讨,并有邀请老库的想法。但老库与《城市中国》及深交所约好的行程却是3月13、14日,前后差一周,伤透脑筋。本来我也想算了,何苦自找麻烦。尤其前两天深交所和老库一致想把深交所大楼放在地块中间并拔得更高,深交所还直接将这种唯我独尊不顾城市整体的意图直接请示市长并得到支持之后,我就想,去他的老库! 通过老库的员工,老库也转达了愿意在13、14日给我们做adviser的意思。我也以光明活动和双年展两件事邀请老马三月来深。《城市中国》邀请老库来深演讲和我们曾经的想法一致,因此昨天请示老板也得到在老库演讲事情上与《城市中国》合作的肯定。这样一来,又觉得有将他们与矶崎新张永和凑一块将三月的深圳弄热闹的必要。我又赶紧与光明活动组织方商量推迟行程的可能,并将这个意思通过夜半短讯传给太平洋东岸的老马。可今天一上午又得到矶崎新时间不可推迟的反馈。我简直没辙,只好将为什么要他们聚一块的理由整理出来发给他们,看老天如何安排。 将光明新城活动叫做“新光辉城市”国际咨询与研讨,并邀请MIT、港大等院校参与相对独立的研究,目的是反思甚至说是清算柯布西埃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理论建立以来在新城规划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为人口最多速度最快的中国城市化寻找新的城市规划方向和方法。在前期的讨论之中,甚至提到借这一活动研讨提出一个新城规划大纲甚至宣言的可能。现在活动即将结束,有这么多当下重要的建筑师参与和可能参与光明活动,我觉得具备通过研讨发表一个纲领或宣言的初步条件。虽然建筑史上已经有太多的宣言、宪章、纲领以及陈词滥调,但面对21世纪的时势、中国史无前例的新城建设实践以及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陈旧苍白,还是有必要集中这些最活跃的建筑与城市思想者的智慧,为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实践来个当头棒喝,指点迷津。特别是在前面的研讨中,我们已经就很多课题进行了探讨。我姑且将其整理出来,作为引玉的砖块: 1、关于城市密度。新城建设要处理好环境保护与开发建设这一矛盾的平衡,特别是人多地少的中国,紧缩和局部高密度发展是应对环境保护的策略,过去平均化和理想化的规划建设标准(尤其是密度标准和公共项目用地标准)需要重新审视。 2、关于交通方式。以汽车为核心的现代交通及现代城市规划理念需要反思,步行、骑车以及公共交通等更加绿色环保的交通方式都应该放在比汽车优先和重要的位置上来规划。 3、关于土地划分。土地划分对于新城开发和土地产权意识逐渐恢复的中国来说,实质上就是城市规划的目的、以及规划得以实现的根本所在,而这一点恰恰最容易被规划师所忽略。地块划分过大、或者过大地块细分中缺乏公共道路和公共空间的城市规划,都会损害城市的公共开放特质从而损害城市本身。 4、关于空间尺度。追求宏大的城市空间(道路、广场、建筑间距)是现代科技、财富和交通速度不断发展带来的一种普遍趋势,但这一趋势与人体本身的尺寸、感知范围及移动速度没有随之进化而形成冲突。基于人本身而设计的传统城市空间尺度对于新城建设仍然具备标尺意义。 5、关于生态节能。传统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科应该以开放的姿态,吸收现代环境、气象、地质、水文、能源等学科参与到城市规划与设计中来,甚至以这些学科的研究作为城市规划与设计的重要基础。 6、关于和谐共生。城市规划建设应兼顾与自然生态和谐,更应该考虑城市原住民、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以及外来移民在城市中自由生存和共同发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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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

帮着张罗光明新城城市设计咨询活动的刁中又把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张罗来深圳,从法学专家角度介入到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探索。从昨天下午、到昨晚、到今天上午及中午,一直在探讨。其中有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李津逵主任、帮忙张罗深圳本轮总体规划修编公众咨询活动的范军热心参与,还邀请规划局法制、总师、规划部门代表参加。大家达成一个共识,有必要在光明城市设计(作为法定图则技术研究的一部分)过程中进行规范化的公众尤其利益相关者参与规划的探索。具体是通过非官方组织的帮助,让规划片区内各利益相关者推选代表组成一个光明规划协商委员会,来参与城市规划编制过程,并以规范的程序和方式来表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使规划最终能够体现各方利益的共赢因而更具备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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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这个周六过得很满,可以仔细回味其中的过程。 早上去福田区政府参加福田科技广场项目设计评标结果的领导定夺会。现在政府投资项目建筑设计招投标都放在采购中心组织,尽管采购程序听起来很严密,但报纸上都说政府采购尽买比市场还贵的东西,用程序保密评委随叫随到评分量化价低者得的方法来采购建筑设计方案,只能损害这个目标口号中的“设计之都”的设计环境与能力。过程公正不等于结果公正,将设计能力和质量的评判等同于工程招标和商品采购,可能在一开始的方向上已是南辕北辙! 下午先去何香凝看一个水彩画开张。人很满,画也挂得满,一个建筑美术老教授的人脉和作品都得到了展示。水淋淋的画面很久违,感觉水彩难的是什么地方该水什么地方该干。 看画过程中被李程介绍了一位《城市中国》的小伙,获赠一本《城市中国》,粗略翻到满纸的规划图和城市模型照片,忽然对杂志和城市的关系发生了兴趣,说了这样的看法:有些城市规划杂志应该走出专业,做公众与城市规划的媒介。城市规划一味强调自身的科学和权威,在图纸和模型中指点江山安排城市,这是很无趣的事情。人一规划,上帝也是要笑的。特别是城市的规划把持在少数规划人员和政府官员手里,以极少数人的智慧和意志决定极大多数的人的需求和生活,这事情即使看不出有什么危险,也必然极端沉闷。所以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建立以来建设的新城基本上都是沉闷无趣的。城市为谁而建?这是必须追问的问题。城市由谁而建?好像这个问题追问起来也挺有意思。尤其在我们新中国特别是当下的潜意识中,城市只能由政府、大企业、大地产商来开发建设。私人,作为单独的个体,所盖的私房,好像入不得城市法眼、登不得城市大雅之堂。这么多年来,城市规划及管理除了不断为私人盖房设置障碍(如规划师将地块划得很大说是有意给小地产商更不用说个人设置拿地门槛,深圳规划标准准则规定小于3000平方米土地不能开发住宅,在深圳私人盖房子不予报建,等等),好像没给私人盖房考虑过什么。而私人也只好自发盖房,形成被主流声音形容为“毒瘤”“包袱”急欲除之而后快的城中村。其实我们的城市规划已经太多,而城市规则却是太少。建造一个城市,如其以描绘终极状态的城市规划蓝图为依据,还不如以协调建造过程中相互关系的规则为依据来得有趣和有效。建立某些划地和盖房的规则,让尽可能多的人来盖房子,并在过程中根据规则不断调适和互动,让城市充满变数、可能和意外,复杂多样,这才是一个城市应有的成长过程。城市的这种成长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就像我们应该尊重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选择权利而不可以将一个我们制定的人生规划强加给他或她。 都市实践公司在侨城帮着张罗了一个“南中国青年建筑师”作品展,还在其办公室所在的康佳E6厂房与几个艺术家开辟了一个E6SPACE的展示空间。晚上的E6SPACE开幕来了很多人,都会兜到都市实践办公室里参观,把办公室里头的长走廊变成了公共空间,很有意思。建筑、艺术、实验音乐将三方的熟人都吸引到了一块,这种混合杂交,加以时日,说不定会为深圳生出一些新玩意来。至少在这一片举办过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地方,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正在出现,如将健美和室内设计一同展示的高文安工作室,正在装修的各种酒吧、茶室、画廊、时装工作室,以及已经建成的艺术家LOFT。我们有缘正在见识着深圳文化成长的过程。 明天是这个统称为华侨城创意园片区的集体开放日,到处是连夜赶工布置的劳动场景。我跟杜鹃说,应该联想起05年12月9日晚,那是首届深圳双年展开幕前夜,我们是那时候着急上火的赶工人,今晚有幸有同感地看着别人忙碌。 我照了很多赶工布置的场面,我觉得这一劳动过程比收拾好的展示场面还要好看。对了,在聊《城市中国》时我还说,如果能够记录下中国城市的变化,对一个杂志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那些转瞬即逝的过程比一定的完成状态更具价值和美感。这是我看《三峡好人》所体会到的贾章柯要将简单的人物故事放在壮观的拆迁场面的用意。其实,那些人和事,只是贾章柯用来记录场景的向导和线索而已。那些由人亲手主动地将城市变为残垣断壁遍地瓦砾的真实场面,才是电影的主角,实在是宝贵、震撼,与飞碟出现、楼房升空一样的超现实。比起那些金碧辉煌宏伟壮观的超现实布景,这才是大电影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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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法定图则的十大关系(草稿)

1月18日上午规划部门集中讨论深圳学习香港实行法定图则(等同于国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只是更加简明规定土地用途、容积率和公共配套、通过法定程序公布、更具备法定效力)几年以来的存在问题和改进之道。对此作为主要用户我一直在通过案例进行总结,结合大家的讨论,提出需注意的几大关系问题。非常赞同主管处室提出的将法定图则总图作为规划管理最重要的“一张图”来定位,以下的探讨都是以加强法定图则一张图的科学有效为前提来进行的。 一、 法定图则定位与规划体系的关系 根据几年来的说法,深圳城市规划体系分三阶段五层次,主要有总体规划、次区域规划、分区(组团)规划、法定图则、详细蓝图。这么多层次的规划,再加上城市设计研究、各种专项规划、旧村改造规划,这些名堂之间,到底如何区分,关系如何,画出来的图纸都用来干什么,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其实专业内也觉得复杂繁琐,仅仅利于规划市场的虚拟繁荣而已,所以也提出简化的思路,至少现在是将次区域层次拿掉了。 但我觉得这还是远远不够将这些繁杂的规划层次和品种梳理清楚。这种叠屋架床的复杂层次,源于计划经济自上而下自粗到细的逻辑思维,就像中央、省、地区(市)、县这样的行政体系和逻辑关系,不可逾越和变更。但是这样的单向逻辑存在致命的缺陷:计划从上面层层而来,市场和问题却在最下面。下面的问题一般是反映不到上面的。如果要层层向上反馈,由最上层决策修正原有计划,再一步步传达下来,情况可能已经发生变化。那些颈脖过长的梁龙腕龙,据说就是因为神经反馈信息的路线过长而被淘汰的。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上千年的反复较量,也是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加强中央集权之后才以输为主落为下风的。都信息时代了,讲究点对点的高速对接,世界也都被说成平的了,我们的规划体系还背着八宝塔在爬行,怎么能适应中国急起直追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程?怎么能起到龙头和先导的作用?深圳城市规划受到各方面的肯定,其成就也不可抹杀。但把成就暂时放一边,放眼看看不到两千平方公里的深圳区域,应该精确统计一下,到底有多少比例的土地是按照这个规划层次规划之后再建设的?南山区分区规划编制了十多年直至2005年才获得通过颁布,在没有分区规划的日子里,南山照样万丈高楼平地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规划一旦固步自封,落后于建设,建设也不会干等规划。它会走自己的路,让规划停留在图板和墙面上自说自话。法规政策说是没有控规(法定图则)不能出让土地,直到现在要加快土地供应时还是不得不在没有控规(法定图则)地区划地拍卖,原因无它,规划效率跟不上。 这么繁多的规划,无法严格区分起功用和效力,又为规划业务和百姓认知制造了混乱。规划部门内部,对分区规划能不能直接作为出让土地办理规划许可都有争议。同一地区编织出来的法定图则和详细蓝图(或城市设计)也是相互打架。而对百姓而言,小小一个滨海医院选址引起争议,可以找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土部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规划部门编制)、南山分区规划、某个阶段公示的详细规划(幸亏还没有法定图则或草案)等等不同版本规划的不同土地用途来举证,如果全部收集齐来呈堂上供的话,恐怕会让听证的法律人士和主持晕倒。 规划繁多,如同政出多门,不但效率低,还让人无所适从,晕头转向。所以规划体系应根据其实践目标和适用对象来做简单清晰划分,而不是根据计划层次的大小粗细来划分。具体讲,规划研究工作可以多种多样,但最终成果都应纳入两个层次的统一表述之中:其一是面向城市发展定位与结构布局的总图战略规划(包括分区组团规划及全市性的专项规划、发展策略),表现形式是规划结构总图和文本;其二是面向开发建设的片区实施规划(包括法定图则、详细蓝图、局部地区专项规划和改造规划等等),表现形式是图则总图及图表,并附加空间控制总图。 二、法定图则与规划管理业务关系 从规划许可的角度看,规划管理业务主要有选址、划地、提设计要点、建筑审批。法定图则既然是汇总城市规划信息并最具法定效力的“一张图”,这张图就应该为这些主要规划业务提供依据。目前的法定图则总图有土地用途、开发强度信息,能部分满足选址、提设计要点技术指标的要求,但在土地细分(法定图则一般只做大地块划分,按传统惯例支路及以下道路都不表示)、设计要点的空间指引(退线、公共空间、高度分区、出入口等)方面却难以提供业务指导依据。如果土地出让单元的划分、空间形态的具体控制还需要再细再往下的层次才能解决,这就要增加规划层次、重复大部分规划研究、加长规划周期、降低规划效率;如果需要法定图则总图这下面的另外图纸才能解决土地细分、空间控制的管理业务,法定图则就只能是业务依据的几张图之一,无法实现“一张图”的管理目标。 三、法定图则与其它规划的关系 法定图则这张总图既然还要解决划地和空间控制的业务依据问题,那么法定图则是不是内容太多太细,并且与其它详细蓝图、局部城市设计要解决的问题相重了呢?如果我们确实能按照规划实践的效率要求去简化规划层次,那么对于片区实施规划来说,不管是什么名称表达和种类,都要解决这一层次的同样问题:就是如何划分土地、配置市政公用设施、确定开发用地用途和开发强度、进行空间引导和控制。目前通常的片区实施规划种类(法定图则、详细蓝图、局部地区城市设计)是源于传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层次概念与所移植的香港规划体系的杂交,局部城市设计则是作为对传统规划缺陷的补充被引入后演变出的独立品种。这些规划种类之所以逐渐形成分工和侧重,是因为这些规划逐渐固化成一定的成果表达方式,天长日久,这些固化的成果表达方式反过来又将局部实施规划的研究目标和内容逐渐局限在满足成果表达(如涂满色块)即可的狭隘范围内,背离了片区规划要解决片区问题的根本原则,与科举制度一样,最后都出来程式僵化的“八股”。法定图则,严格准确地讲仅是一种规划成果的法定表达形式,它不是规划研究及其内容本身,也不能算作一种规划种类。所以法定图则刚移植过来时,还有研究报告、技术文件、法定图则总图图表三部分,慢慢地研究报告和技术文件不断退化消失,只剩下围绕总图图表的涂色块填容积率的工作成了规划本身,编图则成了一种独立的规划种类和程序化操作,形式取代了内容,图表淹没了技术。如果我们能将法定图则还原为表达形式本身,则作为其技术支撑的研究报告,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片区城市设计、一个详细蓝图、一片旧城旧区更新,或者某项公共设施(教育、环卫、医疗、文化、体育等)专项规划呢?这些名目的研究成果,通过转化为符合法定图则成果要求的图表方式,再经过法定图则规定的公示审查的程序,不就穿上了法定图则这件马甲了吗?当然同样道理,城市设计、详细蓝图、旧城旧区更新其实也应将其形式和内容作准确的还原和区分。所有的片区规划要解决片区问题,其内容都应该达到共同的目的:合理分配空间资源、保障城市空间环境质量、提高土地价值、促进城市活力。而这些名目众多的实施规划,其形式上都应该具备划地、配置市政、确定用途强度、控制空间等要素的表达。 三、法定图则与现状土地权属关系 五、法定图则与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关系 六、法定图则与一张图的信息管理关系 七、法定图则与公众参与的关系 八、法定图则的弹性与刚性关系 九、法定图则标准分区与化整为零动态审查的关系 十、法定图则各专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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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初现

17日光明新城城市设计概念方案评审,矶崎新带领的五个评委,比较没有悬念地完成了竞赛机构的五进三选择。次日举行研讨会,对竞赛方案以及光明的未来进行了讨论。两天活动下来,又是盯场,又是主持,还得招待,一个字:累! 但还好,几个方案大家反映都有新意,矶崎新也认为是比较多样和创造性的探索,领导专家都很兴奋。 MVRDV的Winy Maas是天才的讲解家。简单的概念,经他的逻辑推演,变得富有说服力。在场的人都听得非常明白和享受,评委连问题都没有。其实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制定了普通街区在一定面积范围内随意划地以满足各种个性要求的程序,这个游戏的附加规则是用地之间总保持20米退线距离以安排各种街道、绿化和公共空间;其二是在西部茅洲河与东部生态线之间,留出巨大绿地,沿绿地边缘则是高强密度开发带——所谓的公园大道。至于大绿地是600米宽的直线还是任意曲线轮廓,则可作为两个方案供选择。 KHR+APRT也大致是这个思路,中间绿地大都保留,城市分作8个组团,每个组团与绿地的边界是明确的高层开发带,犹如城墙包围内部街区。我首先看到这个方案的模型,对其清晰的结构和大比例的集中绿地还是印象不错。但他们的分散组团被规划评委评价为缺乏新城核心,何况他们还缺乏Miny Maas的演讲魅力,所以在同类方案中首先被PK掉了。 与上述两个方案以绿地边的“长城”高密度开发来消化建筑量争取大绿地的做法不同,奥地利的rpax是将开发量集中在三组巨型高度达300米以上的标志性建筑综合体上,其余则是以“城市地毯”概括的多层高密度街区和偶尔冒头均匀分布如碉楼的高层。 来自伦敦的Studio 8给我们展示了在信息技术和生态农业基础上的新型乌托邦smart city。虽然未来的生活是不可能被规划设计的,但CJ Lim天马行空的未来城市意象(巴别塔般的街道和建筑、空中巴士、在悬空城市下方漫步的光明奶牛以及在田野里摆弄手提电脑的农场职工)还是打动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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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radian city or anti-radian city?

今天是光明新城中心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活动的第一次正式研讨。一天时间,二十位专家,紧凑而精彩。关键词分别如下: 夏铸九: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从移民城市到市民城市,建社会住宅,做比柯布和欧洲更好的和谐城市,不跟松山湖竞争,高明业主。 李津逵:高新产业人员需求POE调查,规划图越具体想象力越贫乏,公众参与规划,原住民参与开发建设。 陈祯耀:发达交通干道诱发小汽车,千城一面源于以汽车为本,绿色交通,步行城市,自行车与步行系统。 朱荣远:松山湖,规划与政治的结合,有别于喧嚣杂乱城市的环境,城市高地。 毛其智:城市需要过程,先入为主的高新区概念,自给自足新城。 宋宏焘:反思的起点,整体生态环境,深圳新形象。 濮大威:TOD,可持续交通=BRT+普通公交+自行车+街边停车+人行,灯塔与青蛙的比喻。 王维仁:从自然、农业向工业及现代城市的肌理转变能否逆转为城市与农业、自然的肌理共存或结合?从radian city走向anti-radi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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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几个小话题

(一)城市规划与现实生活 昨晚特地与几个到部门实习的后生吃饭,了解他们的想法。谈到城市规划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我说每天看报纸的城市新闻,大部分都与城市规划有关,但却是规划教科书或者学校无法谈及的事情。比如一块玻璃从楼上某户坠落将街上行走的小孩给砸死了,最近这种高空事故频频发生,媒体各界都在探讨方法,这跟城市规划有关吗?比如这两天报纸又报道农民到某城市卖枣子,在各种农产市场和街头都受到种种限制打击,最后忍无可忍,满怀悲愤将枣子倾倒到河中。这消息应该跟最近媒体报道的城管事件放在一起看,比如某城市提出建设“无摆摊”城市目标,深圳正在采取措施治理夜半烧烤摊,而城管人员与小贩的冲突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这跟城市规划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些事都可以归成一类,则城市街头生活的需求,这些需求一旦需要在空间上有所考虑,就是城市规划的事情。 (二)城市规划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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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面对现实

回应“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民企呼声,深圳上下现在都在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于是今天上午有机会随规划局一位领导到福永两家民企调研。 福永就在宝安机场旁,用调研企业老板的话说,这里海路空交通发达,最适合对交通物流要求高的企业。这位企业老板的眼光肯定超过很多城市规划师和政府决策层,否则规划如果能先导的起作用,政府能有预见性的决策和服务,就没有这个民企迅速做大后面临的发展空间烦恼了。现在是诺大的宝安,特别机场一带的西乡、福永、沙井三镇,村村建厂房、镇镇开园区,再加上村民私宅的泛滥,将能用的土地都用得查不多了。 不过话得两头说。正是在这样自由和粗放的环境里,一切自由的、民营的、中小的、甚至地下的、不规范的经济才能如鱼得水,成长壮大,跨跃龙门。所以对村镇工业区、城中村,也应该现实和客观地评价其积极作用。城市规划总是习惯于自上而下、自大至小、全面覆盖,对自发发展建设的地区总是以其没有规划而瞧不上眼。但城市规划也要反思,现行的城市规划能对(未完) 我说德国不能跟阿根廷用脚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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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无非垂直铺面

下午参加法制部门主持的户外广告管理规定讨论。这种讨论不知要多少次了。我从2003年就提出的将户外广告做设施和内容区分的主张,一直到上一轮(大约3、4月份)的讨论还不被法制部门接受,忽然间却在市委常务会上被通过了(当然不是通过我的主张,而是城管局借这种区分成功将设施管理的权限从工商的手里要了过来)。 自2004年7月废除传统四家联审制度之后,尽管法制部门一再强调当时的审批行政事项改革已经成功完成,但一年来的户外广告却处于严重失控的无政府状态。对于户外广告的实质,直至今日,所有参与的法制、城管、工商、国土、交通等等部门,都未必认识得清楚。最起码今天会上搜肠刮肚,一班人居然找不出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我只好将我的观点再重申一遍: 户外广告设施应被看作是一间通过消耗城市空间资源(土地或建筑墙面及空间)而建造的垂直铺面,这一类比揭示了户外广告设施建设和经营的实质,也提供了户外广告管理分工和有偿使用的法律依据。户外广告设施最主要的分类不应依据含义不清的公共用地和非公共用地来分,而是应根据其生根所在,分独立落地和依附建筑两类。独立落地的户外广告等于对所在土地功能的一种改变,依附在建筑物上的户外广告则意味着对建筑立面及用途的双重改变。能这样理解,自然就找得到相应的关于土地、建筑用途及建筑立面改变的行政许可依据了。但是这种原本属于规划局行政许可的职能,能不能由城管局行使,就由法制部门和市政府去做判断决策了。 将户外广告比做铺面,就可以看出这一领域原先的游戏规则和利益链条是多么的混乱和不公。广告公司按理说也就是租户的角色,但这一租户在过去的游戏中却身兼数职。看到那块地头或墙面有生意潜力,这租户不是等别人将铺面建好,而是直接自己去跑马圈地盖房子(主要与公路、街道、建筑物业管理者谈妥就行),成了铺面开发者和拥有者(广告法也规定广告商必须是广告设施的所有者),从此财源滚滚、一本万利。 问题的关键是,一个本来租户角色的人,通过与公路、街道、物业的管家签订合同,到工商作了登记,就能盖一个临时铺面并声称合法拥有它吗?这种情形里,真正的土地和物业的主人是谁?是临时监管这些土地的交通、城管、口岸、边防部门和物业公司吗? 在这一利益链条了,源头首先要理顺的是,谁是户外广告设施位置(公路、街道、建筑)的主人(显然至少建筑的主人是业主而不是物业公司)? 第二要明白的是,这些主人是否拥有擅自改变土地或建筑用途,与租户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权力(尽管国家、省公路法将广告出让权给了道路交通管理部门,但细究起来,这就像把沿路开商铺的权力给了道路交通管理部门,与原有规划用途及土地政策有矛盾)? 如果主人没有权利擅改用途,那应该向哪个政府部门申请批准?程序如何?如果把户外广告设施的建设行为当作一件商业铺面的建设行为来看,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纳入土地出让和房屋建设的既有行政管许可理程序就行。 又有人会说了:原来工商、规划、城管、交管四家联审一月审一批申请,都嫌效率低。现在当作申请土地盖房子,不是更复杂更没有效率了吗? 现在政府处处讲办事效率,能简则简,甚至为简而简(原先不分设施和内容一律一次性由工商局包办的行政审批改革思路就是如此),其实反而遮蔽来事情的本来面目,不利于理顺利益关系,体现公平公正。这话怎么讲呢?原先的游戏规则是要做生意的租户(广告公司)亲自找铺面位置,按工商局要求先以物业公司签下租约,再提交建设铺面的申请,通不过就要解除租约承担损失。这样自然给一月一次的联审带来效率压力并制造腐败机会。但是把户外广告看成铺面,把铺面所有者和租户分开,租户只需在市场上寻找现成合法的铺面到工商进行登记备案则可,与铺面申请建造过程无关。这样广告设施的行政审批面临的是想建设铺面出租的人,而不是急着租铺面发布广告的人。在没有市场压力之下,可以从容排除各种市场及人为压力,严格按照土地规划和房屋建设审批的程序,从景观质量角度控制好城市户外广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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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关乎家园和谐的法

现代城市规划源于工业革命之后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居住环境的混乱和品质的恶劣。因此由城市规划确定的居住配套成为现代城市人的一项福祉,而由深圳政府按每一到两万人(一个社区规模)提供的700平方米社区服务及活动用房和400平米社区健康中心则直接成为市民的一项福利。 所谓由政府提供,则由各区政府出资购买、建设并维护这些社区用房(另外一个来源是地产商按土地合同无偿或成本价提供),最新的社区相关政策已经明确社区用房的产权归区政府,算是明晰了这部分配套用房的所有权。但按照城市规划标准准则所配置的各种居住配套特别是文体配套设施(这个标准要大于社区700平米用房的标准),其产权应该属于谁,却没有任何法律文件的规定。发展商认为是他们出钱建的,自然属于他们;但既然规划文件和销售文件都会提到这些设施是为居民而设的,居民也就会主张他们的权利;物业公司直接管理这些用房,往往也以为自己拥有处置权。冲突和纠纷由此而引发,尤其这些设施被挪作桑拿餐饮之类的商业用途时会更加剧烈,甚而直至肢体接触,由不明权益引发血案。前段南方都市报配合基层基础年就做了一组相关的调查报道,反映出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这是我从去年就主张研究立法解决的问题,赶上今年基层基础年,就更加迫切。因为除了首要的产权问题,还涉及僵化的标准如何随居住地块大小去按比例分摊的问题(因为实际操作中往往因为地块的分散零碎无法套用社区规模标准而落空);规划审批的各个环节如何告知其所属部门参与意见和验收的问题(现在有大量设施甚至到学校没有移交而正在清理);各种设施日后管理、维护(物业管理费)、经营、用途改变、社区邻里相互开放共享等等问题;甚至还应该考虑到业主委员会用房、物业管理用房、保安值班宿舍问题(大量保安物业人员现在都是栖身在楼顶电梯机房和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 所有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一部居住配套用房规定的法规来界定。我让编写人员将课题信息在网络上公布,还约了南都报调研报道这一话题的记者李斌来传递消息,希望得到业主、地产界、法律界的关注和参与,踊跃建言,共同制定一部关乎家园和谐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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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上午听珠江东岸发展策略研究讨论,体会以下: 对一个地区发展作宏观的战略研究,有几层意思应该分开。 其一是这个地区未来发展功能定位,这一层面有最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谁也不能预测准城市未来。 因此第二层面的空间结构战略研究就不能按老套路追随功能定位的不确定性,而应该恰恰相反地相对独立地寻找出其确定性。要以空间结构的确定性去面对功能定位的不确定性,以不变应万变。犹如养孩子,关于其未来的事业定位,可以规划,但存在最大的不确定性,谁也不能预测准人生未来。但不管其日后是当运动员还是科学家,可以确定的空间结构规划是,应该使这个小孩拥有健全的体格,使其以健全的体格去面对未来人生职业的不确定性。 城市空间结构的确定性研究,首先包括不可开发的山海等敏感生态资源及历史文化资源土地的控制,其次是山海之间的生态走廊,再次是大型公园绿地、大型市政设施及走廊,然后是道路网络。 这些空间结构的布置也有一定的策略,如以小面宽大纵深的策略来做功能分区和道路划分以尽可能分享有限的岸线资源。这源于传统城市以小面宽大进深来争取更多临街用地的分地模式。而大铲岛码头、机场、西部通道、地铁车辆段、各个物流区、高快速路,恰好都是一种以大面宽小进深来使用岸线,对分享‘岸线资源提升土地价值极为不利。 另外一些观点包括:新的沿江带状城市应该突出组团布局特征;带状城市应该强调和发挥大运量轨道交通的优势;支路网的系统性也是应该上升到宏观战略高度来认识;新的发展策略包括总结以往城市市政投资开发模式的经验教训并加以改进创新以适应新城市更高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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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与1120

第一次听说103060的概念,觉得真牛。google了一下,发现自己土了,至少3年前就有这个提法: 南方都市报2003-04-04报道:深圳自去年实现“镇镇通一级公路”的目标后,又开始向“镇镇通高速公路”冲刺!昨天,深圳市交通局局长王新建在全市交通规划建设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后深圳将以每年不少于20公里的建设速度推进全市高速公路的覆盖……深圳要实现“四个25战略”和“103060战略”总体目标和长远规划…..(名词解释:2020年海港实现年集装箱吞吐量2500万标准箱,货物吞吐量2·5亿吨,空港实现年客流量2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50万吨,简称“四个25战略”。 深圳地区交通各主要节点在10分钟内可上高速公路,市中心在30分钟内可达宝安、龙岗两区,宝安、龙岗两个节点在60分钟内可以实现相互通达,简称“103060战略”。) 最新的交通规划消息是:2006年2月28日,深圳市召开全市交通工作会议,总结了深圳市交通“十五”工作,提出了“十一五”目标思路,部署了2006年工作任务。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说,深圳政府5年内要投资1600亿元,进行铁路、地铁、轨道交通、高快路等全方位路网建设,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基本完成深圳市路网建设。刘志娇局长介绍,“十一五”交通发展主要指标是,到2010年,深圳港货物吞吐量达2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2200万标准箱;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2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100万吨。邮政业务总量达14.4亿元。市内交通实现“103060”时间圈。“十一五”期间,由深圳市交通局负责建设及管理的交通基础设施总投资约778.5亿元。 多么激动人心的数字和令人咂舌的款项!代表着走向以汽车为标志的现代化城市的万丈豪情!103060,城市将架在四个轮子上运作。多少土地将为汽车而铺?多少石油将为汽车而燃?多少空气将为汽车而污?多少生命将为汽车而亡?又有多少双腿,将为汽车而退化?外星人将会在地球上发现一种新的物种寄生关系:在一种喝了油就满地乱窜的铁甲生物肚内,寄生着另外一种生物,头大腰粗四肢细小…… 首届深圳双年展策展人张永和心目中城市的图景却是——“早晨起来一下楼,随便吃点油条豆浆,过马路就上班了。享受在街上偶然购物的乐趣,有店打折就捞点便宜货,不是开个大汽车到购物中心狂买一小时然后吃一礼拜冰冻食品。到了晚上12点,想下楼吃碗面就能吃到,你想,那是什么劲头?” 在城市的难以抑制的宏大和个人感受的宵小之间,除了反差,是否也可以兼顾和平等关注呢? 判断一个城市的优劣,我一直认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准:城市是否可以步行?能用双腿丈量和体验的城市才是好城市(当然驴友爆走的方式不算)。深圳能步行吗?深圳一位市委副书记以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在一年的无车日活动中决定从中信广场沿深南大道走到五洲宾馆。结果呢?从皇岗路到五洲宾馆,3000米长度,平时是司机一踩油门就过去的路程,对步行者却是皇岗、彩田、金田、益田、新洲五个立交桥(金田、益田立交匝道现在终于在交通规划管理者依依不舍的反对中被砸掉)依次排开,每一个立交匝道都象一个迷魂阵。书记比更多的规划师更早明白了一个道理:深圳的象征、被某位建设部长喻为中国第一街的深南大道,并不是一条适合行走的大道。 所以,除了103060,我以为应该还有一个1120,则用双腿在20分钟行程内(可以接着接驳其它公交工具),能够舒适安全地搞掂一个人的城市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