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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关闭与权利及圆桌

2014年9月2日中心区儿童医院西侧一片临时足球场(为展鹏公司利用政府未开发土地建设临时球场经营,也被媒体称为莲花山足球场)被关闭,引发部分球迷和市民反对,并用献花、题字、做纪录片、网络投票等方式表达意见。政协人大代表和媒体更是在年初该地块法定图则修改(增加商业功能及容积率)公告时就加入讨论,直至球场关闭前后,本地晚报和晶报间也在球迷诉求和法治程序之间针锋相对,加上其它各种媒体的关注,一时形成强大的舆论热点。 深圳的开放氛围使得这一事件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和评论。这一案例混合着健身需求与商业利益、土地管理与临时使用、既成事实与法规程序、规划与公众参与等等当前城市发展中的各种要素、现象和利益博弈,如果不通过这个广受关注的案例去学习城市知识,就是一种浪费。 所有的争议集中在这块地该干什么,但想争出所以然来,就得开个圆桌会议,把利益相关的各方都叫到场,把利益纠缠的过程都摆在台面上,才能博弈出个结果来。 圆桌上最先就坐的一方是球迷,他们的身份是土地临时功能(球场)的分时租客,受到的影响是球场关停不能再到这里踢球,他们的诉求是将这个临时球场永久保持下去,顺便在城市中心保留开阔地,为了达到这个诉求,他们请了一些市民、人大政协代表和媒体坐在一旁,帮腔说话。 当然主张保留球场的人大政协代表和媒体也不一定全是在帮球迷说话,因为关停球场对这块土地进行高密度开发,还影响到另外两方的利益,其一是球场经营方展鹏公司的经营权和收益,其二是南侧黄埔雅苑住宅公园景观和市政设施的享用度。 利益受损方之一展鹏公司之所以在圆桌上低调隐身,是因为其场地二房东的身份来历隐晦不明,不想再成为媒体公众继续追问的对象。按目前检索到的信息:用地在2000年就公布规划为容积率1的体育产业用地;球场建于2002年,由国有土地主管方委托的国有八方公司(2010年该公司并入深圳投资控股集团)建设经营;2005年专门成立土地储备中心统管所有国有未建设用地,这块土地也在清理入库之列;2012年媒体调查报道,展鹏公司经营的球场未向土地储备中心办理手续和交费,属于违法占用。另一利益受损方黄埔雅苑居民在今年1月该地块修改法定图则公示时已经表示了反对,在这轮反对中倒也相对低调。根据以往案例,权利意识较高的深圳居民,对相邻用地建设动向都会很关注,尤其在知道该用地规划容积率有大幅提高会遮挡其莲花山景观并增加更多道路市政负荷的情况下,所以在这轮球迷和部分媒体舆论反对无效之后,相信相邻居民还会择机表达他们的权利意识。 圆桌上最不能缺少的角色,当然是土地规划主管部门,他们这样说明这块土地的未来:“2013年组织开展的[福田中心区]法定图则修编草案中,已明确会首先考虑保留部分体育功能,除安排建筑面积不少于2万平方米室内的体育和文化设施外,还要求安排不少于3000平方米单独占地的公共体育活动空间。除可为市民提供足球运动场地、室内羽毛球、篮球、网球、桌球、室外老人门球以及广场活动空间外,从统筹城市发展宏观需求和活化片区功能出发,规划中还增加了办公、酒店、商业等多种功能。”关于球迷的踢球诉求,他们“正在研究在莲花山等公园内增设少量露天体育场地的可行性。目前,在拟开工建设的香蜜公园内,已明确安排部分球场等体育设施;另外,在深圳市中心公园内,也计划增设约2万平方米的用地作为露天体育场地。” 应该说这样应对球迷诉求是得体和周全的,但对周边居民反对增加商业建筑量来说,有两个理由也不妨说出:比起1999年规定此地块容积率为1时的中心区,目前及今后的中心区增加总计有7条轨道线,公共运输条件比原来改善7倍不止,这一难得剩下未开发的地铁上盖地块的开发量提高7倍,也是合情合理,如果增加部分包含一定比例保障房,就更是符合民生和政治正确了。否则修建的公共交通喂客量不足也是问题;而大量的轨道投资,也需要从地铁上盖的高密度开发中平衡成本(这是典型的香港经验,全世界地铁都亏本),此地块的出让意向,正是急需通过土地开发来融资的深圳地铁公司。 所以地铁公司也是这一事件的潜在需求者和受益方,那些受益于地铁服务的市民,应该陪同同样习惯于隐身沉默的地铁公司,坐到圆桌上来,光明正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要鼓励和动员到圆桌上发声主张权利的,还有经常沉默的城市大多数。 我不知道规划师是否在圆桌边旁观,其实还是有些问题需要他们回答,比如当初为什么确定这个地块为容积率1的体育产业用地?是否预想过今天引发的改变和争议?容积率提高到7后建筑高度分别有150米和200米的高楼如何分布能将对相邻住宅的影响减少到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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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之六:奥运开幕

奥运开幕是中国最大的协作项目。全中国都在加强安检。恰好开幕这天上市政府开会,既没带会议通知也没带工作证,只得配合折腾一通,迟到会场。 北京则是连疑似下雨的阴云都要将其档在城外,加以驱散,以保证开幕晚会的最佳效果。 除了孔子三千弟子穿短袖风衣疑似系有红领巾装扮、除了头顶羽毛的古怪儒生的装扮、以及疑似《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宫中女人的富丽装扮,我觉得其它部分都很好。 尤其是那个地球以及地球上的奔走和歌唱,是一种真正的高科技和符合宏大空间尺度的创作。我知道这不是来自张艺谋而是英国人的主意,因此才能充分证明协作的成功。星空之下是布莱曼天籁的声音,这一选择也比体育主题一味的豪迈刚烈要聪明得多。 张艺谋虽然玩过漓江、西湖等山水系列的所谓广场艺术,但拎着提线小木偶、抱着指南针勺子上八万人体育场来献宝,总是一件尺度严重失实没有视觉效果的事情,这和那些如蚊子一样的飞天、具体而微的昆曲造型、以及5岁小姑娘的协奏一样,不通过电视摄像的特写,在现场是无法领略的。我甚至觉得让李宁吊那么高,就着那么大的火炬来点火,反显出人在天高地厚中的失调比例来。 中间的那幅大画很棒,分别由舞蹈演员、小朋友和入场运动员来合作,确实是一件难得的现场作品。铺在地面上的大卷轴也是个很好的主意,首尾贯穿,甚至与火把及最后的主火炬造型都有呼应。可问题是,好好的中国卷轴画,不管在传递火把中,还是最后的大火中,都被当作柴火了,这是不是有点焚琴煮鹤的勾当呢?而且,烧的这把火,还是来自西方文明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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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的严重遗忘

在网络上突然看到一篇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文章,很惊诧才26年却已成重大遗忘的土地“革命”被一个旅居德国的人给说了出来。以古代档案制度闻名于世的中国,就是兵荒马乱改朝换代,老百姓的土地和房子产权好像都比较清楚。可到了1949年以后,甚至到了有计算机进行地籍产权管理的现在,用地重叠、有地无主、有房无地、一房几买、道路断头……等等混乱的事情都出来了;小产权房、土地年期、房产灭失等法律问题也没人能理清头绪;更不用说各种土地类别:国有、集体、宅基地、非农建设用地、统征返还地、行政划拨地、自用地、合作建房地、拆迁返还地……地震倒塌灭失的私人房产(包括证件)是不是等于消失了呢?按中国房地分离的法律又如何在震后主张他们无法证明的权利呢? 可以说土地制度是中国目前最复杂暧昧神秘敏感的领域,有太多问题难以解决。不过,先从历史的梳理开始吧: 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 王维洛旅德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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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体育中心招标风波(3):暗箭

羊城晚报4月1日《春茧还是海之贝》颇有愚人节的风格,比如引用这位不敢暴露姓名的知情人说“外籍评委支持春茧毫不奇怪,因为所有的外籍评委都是规划局某处领导一人所邀”。这个说法有两个贬低和一个抬高。 贬低之一是某规院深圳分院的能力和责任,因为这项招标工作是南山区委托某规院深圳分院来组织,根本不通过市规划局办理任何正式的招标备案手续,怎么可能所有外籍评委都由规划局一人所邀?如果将外籍评委都交给规划局一人来邀请,那某规院深圳分院岂不是白拿钱吃干饭?这位知情人或许就是这个分院的,一不小心被贬成吃干饭的自然憋闷,因此也许愿意补充出被故意忽略的事实:比如某规院在邀请外籍评委时限于所识狭窄,来征求过市规划局的意见,市局的人也许给过一些建议。但最终邀请名单并无须也没有回到市局来确认,其联系邀请时也不至于一一给评委说这是深圳规划局某某特地邀请您来作评委。何况最终市局的人能看到所有到场评委是在评标当天会场,除了因光明城市设计竞赛认识Rainer,其它来自蓝天组的建筑师Michael Volk、许李严设计公司建筑师余啸峰、阿特金斯景观专家Edgardo Budoy都是陌生面孔。这些直接通过某规院深圳分院邀请并付费的外籍评委能在一天的评选中听任市局某个陌生人的现场摆布吗?这种说法是对这些外籍评委独立人格意志的贬低,也是对市局这个人的巫术般的思想控制能力的抬高。如果此人具备这样的思想控制能力或企图,通常的逻辑首先应该施加于国内评委才对啊! 这名为羊城晚报提供伪证的知情者相必也是ABBS建筑论坛(http://www.abbs.com.cn/bbs/post/view?bid=1&id=336342291&sty=1&tpg=1&ppg=5&age=0#336342291)上化名fightingdreamer的人,他“作为一名组织此方案招投标的工作者之一,参与了整件事的过程,对‘春茧’方案为专家评选第一的真实性产生很大的怀疑”,也在愚人节这天贴出他的理由: 1.我们组织方将各位评委统一组织,住在凯宾斯基饭店,可偏偏日本佐藤设计方也住在同一酒店,并且给多个评委打电话,约评委出来坐坐,有个别评委向我们组织方投诉,我们不得以屏蔽了评委的电话。肯定有人通知了日本佐藤设计方关于评委的信息,这个违法违规的人是谁? 2.关于评委的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七条中有详细说明“专家库内的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确定;一般招标项目可以采取随机抽取方式。” 黄其实就是评委之一,而且据我所知评委名单中的国际评委是黄邀请来的,其它国内评委大部分为深圳本地专家。与规划局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在2007年11月25日的第一次评标会上,黄对日本佐藤设计的“春茧”有很明确的指向性,并作了很有引导性的发言,对评委影响很大。日本佐藤设计的“春茧”被专家评委投票为第一与黄的引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一个正规的国际性招投标,这种明确的指向性是不是也属于违法,违规呢?并且“春茧”方案与黄倡导的土地节约等想法不谋而合,对此我更加怀疑黄与日本佐藤设计方私下的有过交流。 3.2008年2月25日第二次方案评标,针对两个方案(中建院的“海之贝”与日本佐藤设计的“春茧”)的深化,,这次专家评审会对双方都相当重要,黄在会议过程中带领规划局评委对“春茧”方案有更加明显的指向性引导。在评标专家讨论中,结构、经济等专家一致认为日本佐藤设计的“春茧”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其中有多个专家在私下称其为:“胡闹!”。除规划局自身的专家(包括黄)之外多数专家认为“海之贝”方案是一个很好的方案,有很好的可实施性和经济性。规划局作为组织方,不顾及多数专家意见,一意孤行,并在多数专家对“春茧”方案基本否定、没有达到规划局通过“春茧”方案的局面下要求当天的专家会不形成结论,几日后规划局又单独组织专家对日本佐藤设计的“春茧”进行研究,反而认为日本佐藤设计的“春茧”可行了。这么大的反差,其中颇有蹊跷。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法,让我觉得黄有不择手段,非要让“春茧”通过之嫌。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几个评委不愿在媒体上说出评比经过的原因。基于以上三点,我对日本佐藤设计的“春茧”方案获得专家评审第一产生深深的怀疑,现在提出来请网友明鉴。 这名招标组织者除了继续在国际评委邀请事宜上做伪证,对自己邀请的国内评委也是既数不清数又存在着不信任:国内评委除掉规划局和南山区代表,剩下王富海、袁奇峰、冯越强、钟训正、戴正雄、舒兆良一共六位,仅有王、冯两位属于深圳评委,何来“其它国内评委大部分为深圳本地专家。与规划局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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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体育中心招标风波(2):炒作伤害,暂时关博

《羊城晚报》今天标题文章《“春茧”还是“海之贝”,市规划局与南山区各说各话》http://www.ycwb.com/ycwb/2008-04/01/content_1848410.htm将炒作方向转向两个政府部门的分歧,非常不地道。 作者宋毅和冷雪冰28日文章《大运会中标方案“海之贝”或遭弃》和南都报29日丰雷文章《大运会中标方案“海之贝”或遭弃》大同小异,不知谁抄谁的还是有人提供新闻通稿。 宋毅和冷雪冰在未经本人同意,擅自不当使用城道博客文章,这里提出抗议。为了避免进一步炒作,本博客暂时关闭。 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真相总是最难被还原和被正确描述,既如此,也许谁都不知道任何情况更好?最怕的是一方喜欢利用媒体而另一方喜欢回避,但事情往往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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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解读:所有权与使用权——被强化与被忽略的

在所有权/使用权、国家/公民、集体/农民、城市/居民、房东/租户、农场/职工、本地人/外来者的关系上,我们总是强化前者的权益,忽视了后者的权益。下面是前几天的一项评论,对我正在思考的这组关系很有帮助。先放在这,有空学习议论它。 南方都市报 9月1日 摄影记者 徐文阁 秋风:违章建筑也有产权2007-09-06 10:21:43来源: 南方都市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shiping/200709060431.asp 深圳民治街道240多名执法队员,点燃了冲天大火,这是权力之火,烧掉了近千平方米政府眼里的“违章建筑”。所谓违章,意思就是这些窝棚没有经过政府批准就自行修建了。但是,既然居住者当时从火中抢家当,而且确实抢出来了,那就证明,这些建筑物内尚有这些居民的合法私人财产。即便执法者有权纵火焚毁违章建筑,似乎也没有权力顺带焚毁居民的合法私人财产——不论这些居民是谁。 更进一步说,不论什么样的居民,对于自己在公共土地上所建筑的违章建筑,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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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解读(3)功能分区

光明新区8月19日挂牌,此前新区领导总结光明规划创新特点为: “创新规划理念。一是‘功能分区,动静分离’的规划理念。按照功能分区原则,在规划上把城市分为经济生活区-静区,商贸金融区-闹区,工业生产区-动区。二是‘七通不平,道路先行’的规划理念。我们将在规划上坚持生态优先,在不破坏原有地形地貌、生态植被的前提下,先期发展新城主要道路、园区路网和配套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投资环境。三是‘集中建高楼’的规划理念。高楼是城市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集约利用土地的有效途径,我们将在新城中心区域,规划建设一批设计精美、充满现代气息的高层建筑群,打造光明新城CBD,树立形象,提升品位。”(2007-08-13 深圳特区报《光明新区“新”在哪里?》) 看到这里我哭笑不得,也不知是哪位规划师为区领导总结的光明规划特点。如果光明还停留在“功能分区动静分离”上,这一年来的光明城市设计竞赛、研讨、研究活动算是白搞了。 昨天读到《南方都市报》评论《新区活力可期待 探索中凸显》让我很惊喜: “突出‘功能分区和动静分离’,是光明新区规划和建设的新亮点,符合城市功能分区的新型城市理念,但应该注意的是,功能分区和动静分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一味强调‘分’必然造成浪费和不和谐。例如,居住区主要规划建设各种住房和生活服务设施,但也可开办一些不污染环境、货运量不大的工业企业;工业区主要可规划建设工厂和有关的动力、仓库、运输等设施,但也有必要设定一些生活服务设施,以及某些科研机构等,要保证城市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把各功能区的位置安排得当,既保持相互联系,又避免相互干扰。1977年底在秘鲁利马签署的《马丘比丘宪章》,其中就特别强调要努力创造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提出不要过分追求严格的城市分区,以免损害城市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 瞧瞧!这个评论多专业,对功能分区客气了一番,转身拿出对功能分区进行拨乱反正的《马丘比丘宪章》来。《马丘比丘宪章》发表于1977年,这之前主张功能分区的《雅典宪章》发表于1933年。现在距国际上普遍的功能分区主张已经过了74年,距国际上普遍的反功能分区主张已经过了30年——而我们的行政官员在城市规划师的帮助下表达的城市观念还处在1933,这就是我们城市规划的差距啊!俗话说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功能分区观念咋就这么深入我们中国人的人心、老而不死、死而不僵呢?而功能混合这种朴素简单的观念,咋就不能推广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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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洗脑洗牌了(1)

周末加班开会,看到《瞭望》的这组“当城市为汽车而造”的文章,对柯布西埃(其实更应该追溯到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甚至摩尔的乌托邦及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以来的现代主义规划、功能分区、道路等级、居住小区这些反城市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浦东这个实践案例进行了清理和批判,于我心有戚戚然。这些观点若能变成一种共识,则中国城市规划界该是洗脑洗牌的时候了。遂转载于此: 《瞭望》文章:当城市为汽车而造2007年07月04日 11:16:42  来源:瞭望 19世纪下半叶,人类发明的两样东西改变了城市,一是电梯,二是汽车。 电梯使城市向高空生长,汽车使城市在大地蔓延。 城市便有了两样东西,一是摩天楼,二是高速路。 摩天楼把街道立了起来,它腾出了空地,汽车便当然地侵入。 高速路让人类像寄生虫那样活在了车里。城市的步行空间被汽车统治。道路要足够宽,行人要足够少,一切以车速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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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解读(2):干道与车祸

七路段车祸伤亡事故最多 2007年07月10日 11:09 源自:南方都市报 深圳上半年交通事故超6.2万起,造成467人死亡 本报讯(记者宋元晖)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发生各类交通事故6.2万多起,造成467人死亡2165人受伤,经济损失约1.1亿元。 司机违章为车祸主因 市交警局长许东平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市交通安全事故情况。据统计,今年1-6月全市发生各类交通事故6.2万多起,其中造成人员伤亡的有1700多起,造成467人死亡2165人受伤,经济损失约1.1亿元。在上述事故中,机动车司机违章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共造成398人死亡,占所有死亡人数的86.9%。 宝安龙岗属事故多发区域 据分析,宝安、龙岗两区是交通事故死亡多发区域。交警部门同时统计出全市交通事故死亡多发路段。其中交通事故导致死亡5人以上的路段有:深惠公路、广深高速、宝安大道、布龙路、留仙大道、深南大道、机荷高速。 七路段伤亡事故统计表 路段名死亡人数 深惠公路29人 广深高速26人 宝安大道12人 布龙路6人 留仙大道6人 深南大道6人 机荷高速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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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解读(1):断头路

28年断头路何日打通? 2007年07月09日深圳商报 天井湖社区惟一机动车道 车辆只能进不能出 28年断头路何日打通? 【本报讯】(记者张家彭)“这条路已断行28年,多年来几经规划调整,但问题都未得到根本解决,小区居民出行太不方便了。”家住罗湖天井湖社区的房先生向本报反映,小区地处罗湖老城区,惟一的通道机动车只能进不能出,影响周边数千居民的生活。 天井湖小区居民大多为原住民,所盖房屋主要是私人民宅,共有30多栋,加上周边一些单位的住宅楼,居住人口有数千人。记者近日在现场看到,小区里目前只有一条通行道路,往西北方向通向爱国路,往南方向本可以通往黄贝路,但因受到住宅区阻隔,社区里唯一的道路变成了断头路。道路南侧一些住宅区高高的围墙,将天井湖社区与外界几乎完全隔开。 小区里的老居民纷纷对记者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有单位在天井湖周边盖起办公楼和住宅区,此前小区往南可以直通黄贝路,进出十分便利,因受到新盖房子的影响,小区里的道路最终变成了断头路,一直持续了28年。多年来,小区居民为打通南出口几经周折,最后只好通过向别的单位“借路”的方式,才勉强“挤出”一条供人行走的小通道。 记者看到,“借”来的路为一条仅容两人通行的长50多米的羊肠小道,行人并行时须分外小心。路的一侧为山坡,另一侧是一住宅区高高的围墙,其上面还装有铁丝网。小区老人告诉记者,这条小道原来是条土路,后来居民们自己掏腰包才铺成水泥路,并在围墙上装了电灯,否则小道七弯八扭且黑乎乎的,没人敢走。 老人们告诉记者,他们住在这里几十年了,日常生活常要去南边的黄贝路,比如买菜要去碧波市场、荷花市场等,仅靠那条羊肠小道十分不便。有老人说,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有人问路:车子进来后怎么出去?他们只能回答:从哪儿进再从哪儿出。房先生说,有时开车人不信,就自己去看看有没有路,结果可想而知。车辆只能进不能出,给居民们带来不少麻烦。居民谢阿姨说,有一次某住户家中老人病了,结果救护车开不进来,最后家属只能将老人背出去送上车。居民们最担心的还有消防安全,万一出了火灾可就危险了。 据了解,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先后帮社区里解决了统一供水、供电,安装路灯以及路面整修,还建了一个社区文化广场,居民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老人们说,现在他们最盼望的就是早日打通断头路,实现道路微循环,让社区居民和附近4所学校的学生都受益。(请房先生领取报料奖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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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和熊掌

看儿子作业,居然有《梁启超谈佛》的读后感,老师批后语说鉴于儿子开始读这类书,可以推荐南怀瑾讲演录来读。我看后好惭愧,因为儿子读的,老师推荐的,都是我给自己买而未读完的书。 我有空就是翻报纸。昨天看报在南山本月内将清理完海上蚝排,一种生活方式和海洋景观从此在深圳湾结束。我到处跟人讲能不能将蚝排先集中保留在15公里岸线的某处,再研究或者公开征集,看怎么利用这些蚝排做成有历史文化记忆的公园设施或者公共艺术品,不管堆成山,还是搭个大棚,都比新的外来材料的设计好。原来看到东角头岸边白花花的蚝壳,我也提出保留一些,先堆在草地上,看能做点什么。我看过广州一个女艺术家将蚝壳做了一只大鱼,感觉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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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非规划的比例

昨天报纸报道规划局披露的一些数字,值得关注。 全市974平方公里生态控制线,新近有97平方公里则1/10被占用。 每年正式审批用地项目20平方公里,实际消耗土地每年却是48平方公里。 全市724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合法用地只占43%。 也就是深圳有一大半的城市建设是在非法当然也是在非规划或者说不按照规划的情况下建设的。 也就是,规划的作用和影响的比例从土地角度至少小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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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土地制度问题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sheping/200702050289.asp 5日南方都市报社论《宅基地酝酿上市流转 农民土地所有权需落实》,以及次日的两篇评论“应如何落实农民土地所有权”“应如何落实农民土地所有权”,都与我通过城中村研究得到的体会相近,值得关注这一话题的展开。 如果不是在实践上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你不会想象这一制度设计的诸多不可思议。中国几千年的变革和革命都是围绕土地进行,但最后一次革命带来的土地制度,却是最终最大程度削弱了人自由支配土地的权利,使土地这一不可再生的生产要素乃至商品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也成为城乡建设诸多矛盾的根源。 这些制度包括: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二元制的不平等;个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有一定年期使用权;农民宅基地不能流转买卖也不能享受城市土地同等的规划与开发待遇(即使已经位于城市建设范围内);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国家征用才能成为城市建设土地;等等。 这种制度设计的含意是:农民只可具有在其使用的土地上进行种养和建房自用的权利(有时候种养什么的自主权也没有),而无权采用其余能够更好发挥土地价值来发财致富的土地利用方式(如开矿、兴修水电、修路架桥、做城市土地开发等等),也无权分享其余方式带来的利益。因为其他更能挣钱的土地利用方式,都只能由国家指派其他机构或公司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后进行,农民得到的只是土地上的青苗补偿和一般5年的种养收益评估的补偿。 这种制度设计的后果是:要么老实,失去土地,没有其他就业技能和机会,堕入贫穷(如很多水库移民之类);要么抗争,自己自发来分享土地增值的利益(如所谓的违法建筑者、城中村村民)。 我们将部分土地返还给村民做宅基地时,是将城市土地这一商品当作只限自个享用的福利(限建240或480平米自用)来发给村民。岂不知土地商品在市场上是可以通过开发强度和用途的充分利用来释放其最大价值的。 我们没有允许农民按照城市规划来开发自己土地获得土地最大价值的制度,也没有让农民以土地作为股份参加城市开发(或其他开矿修路建水电站)的分红制度,或者其他形式的和谐共赢的制度。 我们只有等农民将自己土地自发地建得实在不合官方心意(所谓现代化城市标准)时,才通过城中村改造制度,来允许农民通过政府和发展商介入改造来重新获得本来他们就有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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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记忆

虽然骑着车辛辛苦苦把手提电脑也带回家,晚饭后翻翻新一年订多了的三份报纸,也把一个晚上打发了。 南方都市报有篇报道,说坂田村一个70岁老头到东门广场签名售书,旁边摆上火盆和“觉得不好你就烧”的牌子,还有村民自发组织麒麟舞为其助兴。 这是件有意思的事情,我说的有意思不是老头子买书的噱头,而是书本身。他的书名叫《风雨深圳》,具体什么内容可能记者也不关心,只能从其副标题“本土作家爱写特区往昔岁月”上推测,是关于深圳的过去。报道说现场一个台湾人表示:飞速发展的深圳像同样处在经济飞速增长期的台湾,一切都进行得太快,其实这样的社会需要一些本土作家,去记录变革之前社会的面貌,替深圳做一个见证。 这是很有见地的话。“一夜城”的深圳太缺乏记录,不但是官方记录,更缺民间的各种记录。首届双年展把记录深圳二十年的陈中浩通过媒体挖掘出来。去年我看到西乡的一个老伯在祠堂里创作西乡历史壁画,现在又看到这位坂田老公公用笔书写城市记忆。不管这些本地人的创作技巧如何,这都是值得期许的现象。前几天有个关于北京、上海、台北、广州与香港及其代表性作家作品的评议,深圳就没有可列的,可见深圳的记录和记述者是如何的贫乏。 专栏“高楼为爆破而建?”也挺棒。在“xx第一爆”新闻日新月异的同时,高楼的生无人关心,死却成了定向爆破技术与媒体的狂欢。可在城市土地价值不断发挥的同时,建筑物价值的发挥以及城市记忆的保持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前段深圳湾洲际酒店开业还把其前身深圳湾酒店留下的一堵红墙作为尊重城市历史的案例狠狠地宣传了一通。虽然留下一堵墙也聊胜于无,可光留下一堵十三不靠的孤墙,关于深圳湾的城市的记忆足够逗留吗?我知道侨城内部高层为这事都有激烈争议,如果不是先拆后奏,也许会要求他们保留更多一些红墙旧迹。1972年美国圣路易斯一幢公寓的爆破,不经意间进入历史,成为詹克斯宣布现代主义建筑死亡的噱头。我们也已经进入高楼爆破的高发频密期,不知我们的爆破意味着什么东西的死亡。如果有人专门将中国城市的爆破案例的影像收集在一起展示,甚至将今后要爆的某栋楼交给以火药爆破艺术著名的蔡国强来包装爆炸一下,我想会非常有爆破冲击力。 深圳商报做了一个专题,寻找当年在蛇口凯达打工者,与老袁庚做了一个时隔25年的大聚会。这些关于城市的感人记忆是可以进入深圳博物馆的。 最后一条消息,第五代导演李少红要拍城中村。这是个好消息,虽然我不知道这位红得比较少的导演,但期待深圳的城市记忆能借助电影进入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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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和城市交通方式

前两天休息,在儿子朝南的房间晒暖暖的冬日,不经意看到他书架上有本《没有国家的人》。 我翻起这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给谁买的书(因为儿子后来说他已经看过了)。冯内古特,挺逗的老家伙,说起那个拍他后背鼓励他是男人就要上战场的大叔叔时心里恨不得杀人,却常常记得另外一个小叔叔的幸福宣言。那位小叔叔经常在大家相聚于苹果树下家长里短闲聊时提醒大家:如果这不是幸福,还有什么是幸福呢! 我很有感触,于是把在冬日午后读书读得有些迷离恍惚而别人正在上班的那一刻当成了幸福,把那两天的呕吐、辟谷和休息当成了幸福,把追忆流年似水当成了幸福。这种幸福感是那样的强烈,以致于我一个人躺在被窝里,忍不住大声地笑出来,将隔壁的家人都惊起,以为我的病严重了。 有了时间可以巡视书架,发现好久没看《读书》了。有多久呢?一算两年多了。为什么呢?很久之前,也有七年多吧,我每天都是步行到建艺大厦上班。在经过振兴路与燕南路的街角书报亭时,我会在周四买一份《南方周末》,偶尔买一本《读者》,按月买一本《读书》。如果和儿子经过,也许会让他挑一本《武器》、《军事博览》或《国家地理》什么的。那位潮州口音的大姐,跟我都熟了,有时候差点零钱,不是算了就是说下次吧。她也知道了我的习惯,不会将书放在塑料袋里递给我,因为我总是喜欢直接把书报拿在手里走掉。 04年7月份起,我转到了香蜜湖的规划大厦上班,每天开车往返,就再没有在街上买报刊的机会。我也想不起去邮局,而且,我最烦开车去邮局,邮局的规划一般也不会准备停车位。 冯内古特有滋有味地描写了他如何上街排队买邮票再到邮局称邮件最后邮件投入青蛙信筒口发出“呱”一声的过程,自得其乐于给自己的老打字秘书寄三页稿子所派生的乐趣。 这个反对汽车与科技新生事物的勒德分子,他担忧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改变。现在,交通方式也在改变我的读书趣味。原来整日瞎忙也没在意,现在想想,倒是应该做点儿什么改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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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搞几起

今天的《晶报》恶搞过分了。记者也没去光明,居然登出《光明中心区将现园林式现代新城》的新闻,说已从30多个报名单位中确定MIT等5家学校进行规划设计。看到自己亲历的事情是如何被歪曲和编造,我为除了参加15日会议的几十人之外的所有读者感到悲哀,因为他们将接受这些错误的信息,别无选择。那么在我没有目睹的新闻事件中,又有多少不是被歪曲和编造的呢?可惜了那么多的森林,被伐倒化作纸张,上面却写了谎言。当然如果我有什么要检讨的话,就是将这事弄复杂了。肯定有人想当然:既然上次公开征集竞赛机构报名,这次MIT等五个学校来开会,自然就是那五家竞赛机构了。在竞赛同时还邀请学术机构进行独立并行的研究,这事儿确实让很多人转不过弯来,也难为了那些靠道听途说下载编辑做新闻的记者通讯员大爷们。 14号的《南方都市报》深圳网事版也有一篇恶搞,却是充满创意幽默。说的是武媚娘的一个网友写了篇《能否将深南路改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溜冰场?》,认为将现在投资四个亿翻修的深南路改成溜冰场,有以下好处: 一是可以扩大深圳的知名度。二是可以拉动深圳的经济发展。三是有利于全深圳的人民健康。四是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管理。五是可以堵住千万张等着要质疑的嘴巴。http://bbs1.sznews.com/forum/topic.jsp?topicId=3391399&msgId=3391399&pageNo=1 这是个很棒的创意,我甚至想到双年展应该关注这些网民关于城市的智慧和灵感。 这几天孙振华戴耘的《超女纪念碑》在北京宋庄展示被媒体闹得沸沸扬扬,反衬出6月份深圳《界内界外》展及深圳观众的平淡。孙振华借这次事件倒是充分显示了作为艺术家身份的机敏和幽默。其实呢,不管支持还是反对超女的,若对这件作品有过敏反应,都会落入孙振华的圈套,因为他同时将时下狂热并且自我表现的大众娱乐和当年狂热并且一本正经的政治艺术放在一起调侃,有着相互消解的作用。魏明伦也加入了狠批这种为超女树碑的行为,岂不知他也曾以后现代的精神为潘金莲正名翻案拿古典名著恶搞(或者善搞?)过,现在看来,莫非他已修成正果退回前现代去了,容不得别人离经叛道了?还是他没认真研究这个作品的底细?其实孙振华也是在恶搞呢! 今天去安托山开一个副市长现场会,与大部队上山顶的车走散了,只好在安托山指挥部楼前郁闷干等。实在无聊,拿本书到水池边看,却发现水池里有五六个大如脸盆枕头的乌龟,几乎不动的趴在水里。从连轴转的工作与惧怕迟到的奔波状态中,突然看到这些缓慢的动物,深感生命在于静止的道理。我小时候就冒过一个念头:人一辈子要说的话是不是有个总量?现在的理论是动物一辈子的心跳或者呼吸总数是个衡量,频率快了,活的时间就短。这些龟们,半个小时才会悄悄将鼻尖探出水面缓缓换几口气,这气功练的,可不就是千年王八万年龟吗? 在龟池边看《建筑业导报》宁波专集,发现宁波这些年来做的事还很对路,对城市历史、文化与人的生活都予以关注,批判规划将城市简单功能分区的错误;导报能将城市建设从政绩目标引导到“谁的城市”的质问和思考,也很难得。想想深圳这些年的事,又似乎闭塞和落后了,与池子里的动物有某些共同点。 这些龟们,泡在山炮隆隆车轮滚滚移山填海日新月异的安托山水池中,莫非也是在恶搞这个城市生活的速度与节奏,把我们反衬成那只跑步飞快但最终落后的兔子?又或者是,深圳的这种速度和节奏,根本上是在恶搞我们的环境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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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都这样

这几天忙,有很多东西想写而没有时间,只好记些拉杂的。 前几天南都报同一天报道两件事,一件是老公怀疑老婆有外遇砍断其脚跟,一件是男的不愿中止关系给一女护士泼硫酸之后还扬言要抱炸药上其老家。“中国男人怎么都这样?”我掷报纸于地,把家人都吓着了。中国男人的丑陋真是令人无法言说! 又有报道人大代表醉酒驾车追尾并踢倒论理的前车女士。 我昨天早上去人民医院,停好车锁门走了两步,被保安员拦住要重新停整齐。这原护校操场临时改的停车场没有划线,停的地方又不碍任何事,我还赶时间回去开会。这位认真的保安却说不能让我一辆车坏了整个操场停车的整齐。我很气愤,却也不愿粗鲁用强,只好憋着火听他指挥。可他并不是让我原地摆整齐,而是跑开二三十米挥手让我停到我曾兜圈经过而不愿停的地方。我轰地一踩油门冲过去,“我他妈撞死你!”。虽然我脑子里和实际行动上绝不会让这位保安感到任何的安全威胁,但我还是为自己冒出的气话吓坏了。我怎么也这样? 最近还有两次在办公室里对来人拍桌子,发脾气吓走了好几拨人,典型的脸难看事难办。 他们,和我,怎么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