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Categories
未分类

答《南方日报》城市设计话题采访

①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将城市设计提到如此高的程度特别强调?其中有怎样的背景和发展需求? 答:中国近三十年快速城市化而建造的城市,遭遇了雾霾、内涝、拥堵、滑坡、各种公共配套事业短缺、旧改更新拆迁冲突与历史记忆中断、以及高房价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显示了传统城市规划设计的诸多局限和无力,因此急需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同时这些中国城市的严重问题也引起新一届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连续举行了中央城镇化和城市规划建设工作会议。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建筑与城市领域问题也均有诸多批评与指示,包括“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不能千城一面,万楼一貌”、“不能没有文化自信”、“要记得住乡愁”、“城市要像海绵”,等等。为了解决这些城市问题,过去没有处于城市规划主流的城市设计被一些专家建议作为重要的方法与工具。2015年住建部迅速在规划司成立了城市设计处,委托中规院等机构制定城市设计条例规范(中规院也快速成立了城市设计分院院),并组织全国高校建筑、城市规划、园林三个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来研讨城市设计学位和人才培养。一时间一波自上而下的、用来代替城市规划解决问题的城市设计热正在热遍全国上下。 ② 以往人们比较熟悉的是“规划”,“设计”是怎么区分的呢?城市设计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什么样的城市设计算是好的城市设计? 首先是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现代城市规划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因为快速发展造成很多矛盾(如伦敦一度糟糕成雾都的环境和被恩格斯调研批评的异常恶劣的工人居住环境),因此有了莫尔的乌托邦、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并通过三十年代国际建协的雅典宪章确定了现代城市规划重视汽车交通效率和功能清晰分区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在二战之后城市重建中迅速发展。 正是鉴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实践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在美国五十年城市更新中的简单粗暴(受到媒体人和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的带头反对,她后来著有对西方城市规划起到颠覆作用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五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较早提出了现代城市设计的概念,力求从系统的空间形态、美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解决当时偏重于机械功能分区的城市规划没有解决的问题。 目前的中国城市规划仍然主要建立在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以及从苏联计划经济时代传入的城市计划做法与配套标准的基础上,并在八十年代逐步形成了以预测发展规模、确定道路网络、规定土地用途及落实城市配套为主要目标的城市规划模式,主要体系和格式包括城市总体规划、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俗称控规)和修建性详细规划(俗称修规)。而成果的法定化格式化导致了方法和流程的格式化,使得规划成果日益成为刻板、固化的八股文章,被广泛戏称为“图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难以起到实际作用。 城市设计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传入中国院校,并在九十年代早中期开始逐渐有实践项目。深圳是中国最早在政府规划部门成立城市设计处室(1994年)的城市,并在福田中心区等重点发展片区成立专门城市规划管理机构,大量甚至反复开展不断细化的城市设计,希望通过三维空间形态的研究和界定,来指导城市实现预先期望的形象。 因此通俗概括,可以说城市规划偏向于预测和定义每块土地用来建什么建多少的问题,城市设计则要进一步解决这快土地具体如何建建成什么样子的问题。

分类 Categories
未分类

治水要务

2015年7月20-21日有机会参加深圳市政协组织的水污染治理情况视察活动,了解了一些目前水污染的问题,听了一些讨论,整理出以下感想: 1、治水第一要务是治水思维的梳理。 治水理水是中国人居的重要传统,在当代城市却成为普遍的棘手难题。上古鲧与大禹治水就有堵疏的思维方法之别。目前的治水思维之别,主要是工业/机械思维和生命系统思维之别。工业机械思维是一种功利思维、相信人定胜天、人的需要发展是第一位的硬道理,把河流只是当作一种可供人使用的资源:运输、供水、下水道、现在即要求景观……生命系统思维首先是把河流当成一种自然生命,有她的发育、成长、习惯、脾气,对河流的治理不能仅仅站在人的、特别是水工知识和水利工程的角度,而是站在河流是活的需要尊重的生命个体的角度。 这种区别就是当前的西医和中医对待生命的区别。越来越多的研究和统计表明,当代人很多都是被治死的(据世卫组织统计误治治死占总死亡数的44%),因为西医的整个基础思维是把人当成一个物体通过解剖、显微、实验建立的知识,而很少考虑作为活体的系统运作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河流和水环境的污染问题,首先是这种机械化功利思维造成的,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机械化功利思维来治水,可能会陷入爱因斯坦说的“你不能用制造这些问题的思维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思维困境。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针对现象末端来运动式治水,看到河黑了,污水多了,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办掉这些眼前的污水,不管是用掩盖、截污、排污、补水、冲刷的方法,这些都是头痛医头、活河当死河医的办法。这么多年投入上千亿的努力,深圳310条河流仍有173条黑臭,可见收效甚微。非但如此,被这种大截大排大外科手术治疗后的河流,实际成为两岸甚至河床都硬化、在集中输送污水厂再生水的人工水渠。没有源头活水、自然汇水、河汊水网及与地下水互动的河流,会是有生命的河流吗? 治水思维的差别,也体现在规划部门与水务部门多年的分歧,一个是雨污分流制的进一步加强和精明生态的路线,一个是大截排大区域污水集中处理的大工程项目路线。这些思维,各有各的道理,但应该允许继续辩论,真理越辩越明,思维越变越清晰,这样三辩而后定,三思而后行,才是最可行的。 还要避免的思维是:政绩思维、运动思维、工程思维、钱多思维、避重就轻思维、短期见效思维、、、 2、治水第二要务是治水机制的建立。九龙治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肯定是不行。中国大禹的集中资源一言堂治水、荷兰的协力协商治水都推动了不同机制的建立。建议政府成立治水委员会,下设执行机构之外,还应该包括治水专家委员会(跨专家会诊而不只是水利、水工专业专家为主)和治水监督委员会(人大政协媒体公众组成),政协也可以成立治水智囊长期跟踪。 3、治水第三要务是水问题成因的详细调查和诊断。 深圳水环境问题是三十年积累的膏肓之病,其解决之道,不可能有神医手到病除,除非是往死里治(像用夹板治驼背之类的笑话)。治病的关键,首先是诊断病因,病因不明情况下贸然行动,任何措施不是碰运气就是在瞎花钱。治水这么年而不成,原因还在于:没有一个详细诊断报告书,像柴静公布的雾霾调研报告那样的深度诊断书。深圳应该向每个市民公布这个城市水系统患病的详细的、动态更新的病历,因为这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水系统的患病,也是我们每个市民生活工作事业系统的患病,是我们每个人的病。深圳每个市民都应该有权利知晓城市系统/个人活动中的水系统病历诊断,而不是讳疾忌医。水是我们也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想想占我们身体70的水系统出问题了,这是再严重不过、再重视也不为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