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为2022年4月18日为深圳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设计概论课程所做讲座基础上的整理成果。

在2014年最高层领导批评中国城市“千城一面”后，城市设计被住建部作为重要的应对措施而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15年陆续成立城市设计处、委托相关课题、制定条例、召开教育研讨、展开城市试点等等。由此“城市设计”这个专业词汇成了各地党政领导开发建设城市的热词，各地纷纷展开各种城市设计委托、招标和竞赛活动，规划编制机构也纷纷成立城市设计院／所／组，大学院校也增加了这一专业的开设。

这么看来这一阶段中国城市设计的任务是解决“千城一面”的问题，因此大量以“xx城市形态风貌规划设计”的题目也就盛行起来，包括更多由各级政府主官提出的城市设计竞赛，也都竞相以模型、视频及效果图来描绘未来城市形态及建筑风貌。

问题是：用模型效果图的可视化方式描绘城市形态及建筑外观就是城市设计吗？通过想象未来城市的特色形态及建筑的特色外观就能解决“千城一面“这一命题吗？

▲ 以视觉与形象为主的城市设计方法已无法应对城市品质需求 图源网络

现代城市规划源于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城市发展工业带来的功能冲突、环境恶化和人口膨胀等居住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有了霍华德1902年的《明日的田园城市》，柯布西耶1922年《明日城市》，国际建协（CIAM）1933年对城市工作、居住、交通、休憩功能提出分区与平衡的《雅典宪章》等。

西方城市的功能及利益冲突问题基本通过法律化的区划（zoning）来解决；紧接着社会问题、遗产文化问题、环境问题、公共参与治理问题陆续进入城市规划视野，于是有了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以及联合国人居署的三次《人居议程》（1976／1996／2016）等等城市规划理论和主张的不断迭代、批判甚至是颠覆。

▲ 国内外城市规划/设计理论实践背景及关联图（蓝线表达传承，红线表达批判颠覆）

以城市空间布局及形态为工作重点的城市设计则是更古老和普遍的城市建造方法。1956年CIAM主席、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院长赛特（Jose Luis Sert）在哈佛大学发起了第一次城市设计会议，把城市设计看做是城市规划中用来“处理城市物质形式的一部分，是城市规划中最有创造性的阶段，当中想象力和艺术能力发挥重要作用…为建筑师、规划师、景观设计师联合工作找到共同基础”。尽管芒福德、雅各布斯作为与会者有不同的批评意见，但那次会议仍然里程碑地让城市设计从此成为独立的专业课程和实践门类。而塞特继续将他的城市规划设计主张转变为1976年的联合国人居署的首次“人居议程”。

▲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院长塞特Jose Luis Sert在1956年哈佛大学提出Urban Design取代civic design

▲ Civic Design起源于欧洲城市的古典传统，注重不同建筑之间的形态关系，突出纪念性和公共空间

西方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另一变化是关于城市生活特色或主张Urbanism（也译作城市主义）的研究不断涌现，如New urbanism、Landscape urbanism、Ecological urbanism、Infrastructural urbanism、Everyday urbanism、Guerilla urbanism、Parametric urbanism……巴奈特专门介绍过60多种urbanism。可见国外城市研究和实践的多样性以及应对问题的与时俱进。 

国内城市规划理论体系主要基于现代主义的功能分区和对汽车交通的优先主张，实践体系主要源于苏联计划经济的输入，并通过规划法规（1990年城市规划法与2007年城乡规划法及配套的条例细则）和最高层要求（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2019）及自然资源部各种通知）逐步固化其层次与格式。

城市设计则从80年代逐步引入中国，90年代逐步贯穿于既有规划体系中。深圳算是从实践与管理方面比较超前的城市（如开展福田中心区系列城市设计（1992-）、设立城市设计处（1994）和城市设计促进中心（2011）等）。2015年住建部终于也成立设计处，颁布以风貌为重点的城市设计管理条例。

▲ 住建部2017年《城市设计管理办法》词频研究：“风貌特色”是此城市设计监督的重点

▲ 中国城市规划大事及城市设计概念发展进程

综上可看出中外城市规划演进的不同阶段和方向。初心都是为了解决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扩张、功能冲突及居住问题。主要的不同点是：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是从权威与统一起步，不断走向消解分化、跨学科介入、多元探索乃至山头林立或百花齐放；中国城市规划与设计则是不断走向权威立规、制式统一和让城市设计聚焦于风貌特色。

千城一面只是一个与风貌特色有关的城市设计问题吗？形成千城一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当下中国城市表面形象的不可辨别性，其实并不完全是由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所导致和所能解决的。这种城市面貌的一致性首先来自城市建设决策及管理方法的单一，土地制度容许的大片统一开发。对本土特有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资源从观念、方法论和规划层面的忽视或盲区，还包括各种规范（如日照消防等）和成果格式的全国统一，各级领导对特色风貌进行城市想象的同一性，以及当下信息与图像传播形成某种时代的趋同性。

若城市设计从业者都基于同样的机制和工作方法（各种全国统一的通知、条例和指引指南加以规范的）来追求城市的独特性，放在一起就是趋同性——这可以说是中国城市设计趋同性的困局。要摆脱这一困局，各地光靠悬赏重金来刺激设计灵感与形式创造力是相当乏力和无解的。只有决策者和业界都认识到问题及其成因，通过鼓励设计方法的系统变革，或者说系统进阶，全面兼顾和增进城市地域特征（生态性）、运作效率（经济性）和空间正义（社会性），才有可能走出千城一面困境。

以上所谈到的城市设计问题，相信很多专业同行也会有类似的同感。在这种主流环境下，仍有一些专业者在做不同的探索。

▲ 中国城市设计与现有学科还缺乏良好的沟通/协作关系和统筹框架

首先是各学科的积极进取。住建部2015年7月在天津召开全国高校城市设计教育研讨会，建筑学代表南京大学王建国教授与风景园林专业代表清华大学杨锐教授都在中国城市规划专业占优的城市设计领域表达了进取的责任和理由。3个月后清华大学建筑专业学科教授朱文一创办《城市设计》期刊，3年后他积极牵头成立中国建筑学会的城市设计分会，他本人开拓的俯瞰视角的“掌上城市设计”也独树一帜。同济大学徐磊青、谭铮等建筑学教授也在推动建筑学走向城市建筑学，将建筑学研究和实践拓展到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和社区邻里。这反映了中国建筑界对原本主要由建筑师开创的城市设计学科与业务领域的可喜拓展。Architecture原本就有大体系和架构设计的含义，吴良镛院士也早在30年前就倡导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科学。

伴随国外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向城市设计强势进军的势头（深圳2009年龙城广场周边城市设计和2010年前海片区城市都是景观城市主义方案赢得了国际竞赛），国内北大俞孔坚的土人景观也很早跨入到城市设计领域，深圳景观规划师/建筑师吴文媛也在一直探索生态与公共参与的城市设计。由李津逵、李迪华等老师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开设的景观社会学（大约从2005年起持续十几年），将社会学视角引入到景观建筑学与城市研究中，也为跨学科城市设计开启了可喜但短暂的一扇窗口。

其次是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另类探索。如笔者曾经参与深圳市规划局2005年创办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以展览场地改造的方式来催化片区的产业转型和活力提升。2015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也同样起到提升城市更新、滨水公共空间品质的作用。这些政府通过展览示范而促进的城市改变可以称为一种策展城市主义（Curatorial Urbanism）。

而一些城市开始重视的自行车道、绿道、驿道、碧道建设乃至网红项目打造（如网红驿站、公厕），或许也算是基础设施城市主义（Infrastructural Urbanism）的不自觉探索。

再次是由政府部门或企业与专业者合力展开的社区微小干预（微更新／微改造／微实事／针灸），例如同济大学刘悦来老师推动的社区花园系列实践、北京设计周贾蓉及后来她的设计联城所推动的微改造系列、设计食堂尤扬组织的城事设计节系列社区实践，还有深圳马立安握手302团队在城中村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人类学+艺术系列实践探索、深圳范军从早年组织城市规划公共参与到介入政府治理评价及社区治理与营造。

在理论方法层面的探索有：王建国院士在倡导数字化城市设计的新范式，杨俊宴团队在探索空间数字算法模型；段进院士在制定《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中提到要“运用设计思维”，并提出“城市设计思维”的概念；清华大学唐燕副教授则总结了近些年城市设计从设计管控到设计治理的转变。

总体上这些探索是丰富和可喜的。尽管这里提及的也会挂一漏万，但相较于更庞大规模的主流城市设计生产（项目提出、招标或竞赛、研究编制、汇报修改为格式化成果、实施中修改或再重来）和空间品质提升项目来说，仍然是极为另类、边缘和零碎补充性的。从中国城市的总体现实和存在不足看，虽然我们有投入巨大（如果有相关投入统计相信是令人震撼的）的主流城市设计生产和多元的另类探索，但我们仍然还没看到，能从中国城市实践中总结出来、对中国城市适用和管用的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是什么？中国城市现实中的珍稀优点和常见不足，与目前大量编制、不断修改甚至反复覆盖的城市设计生产型成果的关系又是什么？另外，城市交通、市政、水务、城管、治理等专业对城市空间及品质的塑造同样巨大、而常常与城市设计之间是相互陌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还很少看到国内这些基础设施学科或专业向城市主义进化的自主意识、行动和成果。

梳理以上中国城市设计的演变和通常的生产方式，可以归纳出当下主流城市设计的“风貌”特征：通常是从城市规划多层次成果覆盖中被单独分离出来立项、偏重于解答决策者关注的重点地区空间形态与城市风貌、绝大部分由规划大院或境外合作者主导、时兴通过招标竞赛从多方案比选中获得由设计师想象的城市终极状态的效果图册/图板/视频及模型成果、在实施过程中又屡屡需要按开发需求进行修改、并常常随决策者更换而重来。这样的城市设计生产方式和应用效果，显然与建设可持续的宜居城市的系统需求还有很多差距，还有待与时俱进地演进和统合，或者叫做系统进阶。

结合笔者将近30年所参与的深圳众多城市设计实践、思考和探索，特别是未来＋学院成立后于2016年测试的进阶城市设计公开课程，2017年深圳上围村（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分展场之一）“村-城突围”营造实践，2018年以来的城市算法研发，2019年“城市解码：五和大道传奇” （2019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分展场之一）文献研究与营建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希望能同时适用于城市与乡村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建设健康宜居人居环境为目标的进阶城市设计方法论。这套方法论或者也可以称做关于“栖居”（“栖居“”相较于“人居”会更强调顺应万物栖息规律与权利）全过程研究与互动的营造学。

▲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上围分展场——村-城突围

▲ 2019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龙岗分展场——城市解码：五河大道传奇，快速响应学位需求的“闪建校园” 

为什么要追求能同时适用城市与乡村的设计方法？这就是要将城市设计从较为狭窄的城市本位及视野扩展到人类聚居甚至是万物栖居的共同规律上来。笔者为此还特别在2017年提出“村城主义”(Rural-Urbanism)的概念。这一村-城关系和概念不同于“城市”或“城乡”之处，是强调城市并不优先更不独立于乡村，两者也不是对立的两极，而应当是互动、互补和相互启发的同一人居系统，可产生和分享共同的方法论。在我们的设计生产中，明显存在着城市中心区、产业园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乡村等不同地域的设计方法或套路，缺乏作为人居环境共同的评价标准和通用的空间生成逻辑，甚至后面几个类型往往因其重要程度较低会被当下城市设计所无视，仿佛它们不是构成城市的一部分。所谓城市设计被窄化为重点城区形态风貌设计（回到了城市设计出现之前的欧洲Civic Design）。而大量自发形成的村落和城中村可以为城市设计带来的启示，也有待城市规划设计者去开拓和学习。

另外为什么还要引入营造来拓展设计呢？“营造”有别于“设计”的地方，是可以囊括设计通常忽略的前期策划、后期建设以及管理运营，并且可以对接和包容经济、生态、文化、社会、治理等不同的专业视野。视觉风貌导向的城市设计有一个重大缺憾，就是重想象而轻实施，管杀不管埋，并且规划专业为主的城市设计也往往缺乏与规划管理、开发运营需求、建筑设计等环节的专业对接和互动。我们经常听到规划专业界有人说：中国城市问题的大锅不能让规划来背……城市规划不是筐什么都往里装……现在换成营造学，或许更能直面中国城市的系统问题并有全过程的参与和担当。

因此，将乡村与城市看做时间－空间－社会及多专业交互作用的整体，并顺应其系统规律来介入的主张与方法，可称作村城主义(Rural-Urbanism)、城乡营造学(Place Making for urban and rural)、或栖居营造法式(Code for Habitat Making)。法式则重点强调规则、方法（算法）、工具和模式创新在营造实践中的作用。

▲ 从城市设计进阶到囊括乡村生态环境与建设全流程的栖居营造

在下一篇文章中，笔者将从基础观念、基础评估、基础设施、空间营造、诗意栖居、迭代演变六个方面提出栖居营造的三十六种营造法式，来探讨城市设计系统进阶的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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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 学院  是一所面向中国城乡问题，融研究、教学与实践于一体的非正规学院。学院应用批判思维、设计思维和系统思维，探索村城营造——一种适用乡村与城市的规划建设方法，系统提升城乡品质。未来＋在创新教育同时，还以“空间智库”方式介入实践，以“栖居实验室”负责研发。目前研发产品和工具包括六维资源／影响评估、六维城市互动智能模型、六维村城营造课程。未来 + 学院学员对象主要为愿意摆脱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致力于提升栖居品质的人，包括学生、专业者、管理者和爱好者。